精神分裂的享受

【文学自由谈】

精神分裂的享受

■ 赵钧海

文学创作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但它却温暖了我数十年。

喜爱文学与创作文学之间有一条巨大鸿沟。如果你不尝试跨越、攀爬、跳水、下潜，你或许永远在对岸张望。只能想象文学的绚烂，小心翼翼地偷窥它漂亮的脸蛋抑或羞涩地梦想与它同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文学热火朝天又喷吐光焰的年代。也许那是一种反常。《伤痕》《班主任》《在小河那边》《我应该怎么办？》《夜的眼》《迷乱的星空》《雨，沙沙沙》等等，它们就如棒棒糖引诱着一个生理成熟内心幼稚的男孩。兴奋，激越，直至狂热。于是，我大胆地舍弃了自己从小就喜爱的绘画，投入到文学的怀抱。想想，那是一种残忍的舍弃，宛若舍弃自己的手臂。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天天梦想走进一所美术学院，在斑斓阳光的大窗下，优雅地画静物，一尊白色少女石膏像，圣洁地呈现着妙曼与清秀。然而，我武断地砸碎了自己的梦想，也砸碎了父母曾有过的企盼。

写大幅标语画宣传画的职业渐渐变成了心目中的副业。我白天画老中青工人面向东方追求理想，晚上业余时间却将自己埋藏在贺敬之、徐刚、王蒙、孔捷生、余易木、莎士比亚、雨果的迷阵之中，在三百格方框的稿纸里，挖空心思，灵魂出窍。大风之夜，戈壁荒野的沙尘弥漫了地窖的所有空间，我在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下苦熬，直至断电，然后找出一根落满灰尘的蜡烛。昏黄的光晕里，尘埃被火苗向上引导着形成一个鹅蛋形光圈。我依旧断断续续组织自己浮夸的文字。我知道我的这些词藻均来自中学时代抄写的一本成语小词典，不然，更无法面对浩淼的文学海洋。即便如此，我还会偷瞄一眼墙上挂满的素描头像。我以一种歉疚的心理愧对它们。我像遗弃垃圾一样藐视自己的素描。如今，我依然能想起墙上那些白毛巾老农、石油工人、怒目的海军战士、收租院里某位乞讨者的肖像。他们用喜怒哀乐盯着我，我却不再理会他们。

收效甚微。偶尔，会有一篇小文发表，但接踵而至的是大量厚实饱满的信件——退稿。接到退稿，心情沮丧，赶紧悄悄藏起来，怕同事看见耻笑。其实同事早已看见，只是装着看不见，不想让我难堪。夜晚，我幽灵一样蹲伏在地窖里的小桌前，继续苦熬，直至下半夜两点入睡，第二天还得正常上班。那些年我从未吃过早饭。

终于生物钟被彻底打乱，身体仿佛一夜之间被抽空，变得虚弱无比。连续多日，我半夜惊醒，大汗淋漓，心脏突突狂跳，接着惊恐，慌乱，头晕目眩，彻夜不眠。早上到岗，变得浑身无力，甚至站立一会儿都无力支撑，只好依墙而立或者蹲上一会儿。我迅速消瘦下去，体重速减，一个一米八的汉子，最轻时，仅有五十五公斤。惧怕夜晚，惧怕响声，惧怕光线，看到电视画面我仿佛就要爆炸。天旋地转，不思饮食，没有欲望，只希望把自己关在黑房子里睡安稳觉。奢望。我变成了一具活僵尸。才刚刚二十五岁，我就天天去医院，检查过来检查过去，永远查不出毛病，总说无明显器质性病变。大夫烦了，最终将我推到精神科。我更加惊悚。一个扁脸大夫拿个小锤在我头上敲敲打打，指挥我无休止地活动眼球，叙述病情，就如盯着一个精神病患者。我抓住这棵救命稻草，反复倾述，反复说细节，如一个青年男子祥林嫂。我其实连叙述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喘着粗气，在晕眩的氛围里，喁喁叙述，如娓娓讲述荒野传奇。

大夫说，不许跑步，不许喝茶，不许吃辣椒，不许看书，不许看电视，不许性生活！然后给我开了一堆药。我先后吃过安宁、安定、速可眠、安眠酮、冬眠灵、利眠宁、三溴片、奋乃静、苯巴比妥、健脑合剂、朱砂安神丸、养血安神丸、安神补心丸等等。然而，始终没有明显效果。后来，朋友介绍了一位老中医，与一位姓丛的脑血栓长辈搭伴，天天去那个灰暗的家庭小诊所医治，在头部、胸部、背部，扎许多干针，然后打许多维生素B12或者老先生自配的营养药，但是，毫无起色。脑血栓长辈已经放弃了轮椅，开始缓慢走路，而我照样浑身无力，头晕目眩，惊惧，彻夜不眠。外界传言，说我得了精神分裂症。

文学追求几乎让我变成一棵奄奄一息的枯草。

但是我不能啊，我已经离不开它。短暂的停歇之后，我重新提笔，不管多么不易，我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填写方格。创作进程虽然缓慢，有时我每天只能写二三百字，但我坚持着。慢慢的，失眠似乎忘却了，惶恐似乎逃遁了。一九九三年，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当代石油作家文学创作丛书》，小说家四人，我幸运入选，出版了《赵钧海小说选》。这也是克拉玛依唯一的入选者，该书也成了克拉玛依第一本小说集。

后来，我还是搁笔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被调进机关。机关事杂，我得努力工作。说起来，调进机关也是因为写作，机关缺乏玩弄笔杆子的人。虽然公文笔杆子与文学无关，但别人觉得很近，都是玩文字嘛。我像是放下了，但骨子里游移着一种潜在的文学力量。我知道，这种力量很凄楚很悲哀。我还知道，我是一个逃兵，一个跳梁小丑，一个急功近利的小人。纠结，挣扎，伤感。曾经的痛苦，曾经的欢悦，曾经的放弃，曾经的义无反顾，恍惚一起涌上心头。我无颜面对。

忽一日，晴空万里，一群大雁在头顶飞过，它们排着人字形，向北飞去。看着它们渐渐远去的模糊镜像，我顿时觉得心底透亮。钻进书房，重又提笔。这一写，就再也没放弃过，无论何种诱惑，都无法企及骨髓深处的文学理想。重新提笔让我的写作倾向发生了稍稍变化。我从一个写小说的，变成了一个散文琢磨者。有人纳闷，怂恿我继续写小说。我说，会的。可我的散文一写就收不住了，每年都有十多万字发表，年轻时曾热血投稿的那些敬畏的名刊，宛若堡垒被一个个攻破。但我已经没有了亢奋。心如静水。我知道这是文学给了我淡定，给了我咀嚼生活的气力。文学在一个大的时代，也许回归了，也许变成了另外的样子。但我深信，文学不会死，文学依然生机勃勃抚慰着多彩的现实。后来，我陆续出版了散文集《在路上，低语》《准噶尔之书》《永久的错觉》《隐现的疤痕》等，其实我知道它们可能微不足道。

欣慰的是，文学写作，让我把喜爱的事，变成了自己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文学写作也让我从狭缝中走进一片开阔地，那里长着葳蕤繁茂的绿色植被，山花烂漫，风光旖旎，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呼气吸气，吐故纳新。我理智又丰腴起来。文学重又滋养温润了我饥渴羸弱的身躯，也挤走了虚无缥缈的精神分裂。后来，我的体重直线上升，曾一度增加至九十二公斤。我不得不减肥。

—赵钧海—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准噶尔之书》《发现翼龙》《在路上，低语》《永久的错觉》《隐现的疤痕》，小说集《赵钧海小说选 》等，入选2009、2016《中国散文排行榜》等多种选本，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首届丰子恺散文奖、第三第四届中华铁人文学奖、首届西部文学奖等奖项多次。现任中国石油作家协会副主席、克拉玛依市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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