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大鳄”傅斯年

知大师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十一

学界“大鳄”傅斯年

胡适：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病逝。当天，胡适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此后，胡适再次痛切地表示：“中国丧失了它最忠实的爱国者与一位能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

傅斯年，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1896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

傅斯年幼年丧父，由祖父及母亲抚育成人。1909年他在父亲学生的资助下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其间饱尝艰辛。许多年后，当被问起何以懂得那么多人情世故时，傅斯年不无感慨地引用孔子的话答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一语道出辛酸的经历与内心的悲凉。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顺利升入本科国文门。1918年春夏，傅斯年受胡适与陈独秀等人影响，与罗家伦等20余人组织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因此成为当时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

五四运动后，傅斯年急流勇退，于1920年考取了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那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心无旁骛全副精力用来读书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1926年，傅斯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次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傅斯年到中山大学上任不久，朱家骅即发现此人为人做事“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不愧是学界难得一见的具有天才处事能力的领袖型“大鳄”。

1928年，受蔡元培之聘，傅斯年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所长之职，直到1950年去世。以史语所为基础，傅斯年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也为中国近代科学考古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当时，胡适在美国，回国之前，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对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其中一个。傅斯年的做法是一个不用，“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要为胡适回校扫平“天下”。

1949年1月，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他本着“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的办学宗旨，不论学生出身贫富，一律按招考标准予以录取。另一方面，不论是通过谁的条子和门路，后台有多硬，凡不合学术标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逐出校门。

在学界，傅斯年堪称大鳄，在政界，他同样赫赫有名。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对孔祥熙予以炮轰。为此，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二人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无奈，最终免了孔祥熙的行政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之职。事情过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

1947年，战局动荡、经济崩溃，傅斯年在题为《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的文章中尖锐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他（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接着他又在《世纪评论》上发表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轰动全国。在列举宋子文的各种胡作非为后，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 ，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乘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黯然下台！

在胡适眼里，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已逝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的回忆文章记道：“他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他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他去世后，学生们痛哭哀悼，是青年们发乎自然的真情。”

在生活中，傅斯年对母亲也十分孝顺，虽已成为学界政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且霸气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偶遇母亲发脾气，便立即长跪不起，听任母亲斥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傅斯年由于领导中央研究院各所搬迁事宜，无力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属和两个侄儿负责保护母亲转移至安徽和县暂住。当两个侄儿来见，述说祖母没有逃出来时，傅斯年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两个耳光，又各自踹了两脚，随后千方百计令人把母亲于战祸连绵的安徽接了出来。

1950年12月19日，是傅斯年去世的前一天， 俞大綵深情回忆：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当时傅斯年领的只是台大的一份薪水，儿子傅仁轨仍在美国读书，他和时任台大英语系副教授的夫人俞大綵两个人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不几日，当董作宾含泪把稿费送到傅家时，俞大綵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泣不成声。

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傅钟”启用后成为台湾大学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阳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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