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之父张伯苓

知大师之大 仰高山之高系列之六

南开之父张伯苓

黄钰生：“我们怀念指教我们随时准备忠实地报效国家的那个人，我们怀念爱护青年而为青年所敬爱的那个人——国士，教育家，新教育的启蒙者，一代人师，张伯苓先生。”

张伯苓：“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而我愿意做那个挑粪工。”

1937年7月29日，地处天津城南八里台的南开大学，突遭海光寺日军兵营炮火袭击，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灰飞烟灭。炮击过后，日机又凌空投放炸弹，校园内残存的建筑和相邻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均被炸毁。轰炸过后，凶残的日军又派出大股骑兵与数辆汽车,满载煤油闯入南开大学校园四处投弹，纵火焚烧，整个校园黑烟滚滚，烈焰升腾。

这所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人创办，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时已转往南京的张伯苓闻此凶讯，当场昏厥，而后老泪纵横。

当天下午，张伯苓以悲壮的语调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从仅有5个学生的一个私塾，到包括男中、女中、小学、大学及研究所共3000学生的南开学校，张伯苓为此奉献了毕生心血。

1876年，张伯苓生于天津，13岁时考取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五年后，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

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北洋水师一败涂地。两年后，中国威海卫军港上空，日本太阳旗降落，中国黄龙旗升起，接着黄龙旗降落，英国米字旗升起。张伯苓多年后喟叹道：“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

张伯苓于是决计献身教育救国。

1898年，22岁的张伯苓应聘到清朝学部左侍郎严修家里教书，给学生讲授英文、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并十分重视体育教学。1901年士绅王某开办“王馆”，亦请张伯苓每天下午给学生上课。

1903年，张伯苓和严修一同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即合并严、王两馆，于1904年10月开办私立中学，首批录取了梅贻琦等73名学生，由张伯苓任学校监督（民国后改称校长）。1907年春，张伯苓在天津城南一片开洼地建成新校舍，校名改为“南开中学”。

1917年秋，张伯苓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等名师。课余，他与严修等一同考察了美国许多私立大学。1919年，南开大学建成。

除了教会学校，在当时，体育办得最好、最出名的就属南开了。自1910年起，所有的重要运动会都会聘请张伯苓为总裁判长。

南开的新剧团也十分有名。早在1909年，张伯苓就鼓励学生演出话剧，且亲自写作剧本、指导表演、担任剧中主要角色，使外界惊骇不已。

为了维持南开学校的运行，张伯苓成为当时有名的“化缘和尚”，他需要奋力周旋于各式政要之间。有学生说：“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却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而我愿意做那个挑粪工。”

融资不易，但张伯苓从不吝啬于购买教学仪器。民国初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到南开参观，见中学有如此设施，深为赞叹，说：即使美国的中学，能有像南开这样的实验仪器者，也不多见。

张伯苓曾向严修表态：“宁以身殉，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不为官。”严修1929年病逝，在南开学校他被尊称为“校父”。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张伯苓都严守对他的承诺，苦心经营南开系列学校。张伯苓也曾谈起坚守这份诺言的艰涩，他说每每雨中走在南开校园里，看到雨水滴打在树上，就感觉像自己在落泪。

执掌南开系列学校，张伯苓始终秉承着私立非私有的理念，身兼多个职务，却只拿南开中学的一份工资。他上班或到市里办事，学校备有“洋车”，后来，那辆洋车的后堵板被学生偷拉时摔坏，车夫和斋务都主张换成新的，他却笑着说：“不用换，还没有到把我漏下去的程度。”他每次到北京办事，总是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一元。这等客店设备自然不会好，且臭虫特别多，所以他每次总要自己带上一盒臭虫药。

张伯苓给南开的教授们修建了宽敞的住宅，自己却住在南开中学后面一个羊皮市场的简陋平房里。有一次张学良去拜访他，汽车在附近转了好长时间，才在那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小路上找到张伯苓的居所，这让他对张伯苓的简朴心生敬佩。

张伯苓是教育家，也是爱国者。

1927年他去东北考察，亲见日本人经营满蒙之精心与野心，发出 “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的感慨。返校后他在南开大学成立“东北研究会”并派教授去东北作实地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大学更是作为天津抗日救亡运动中心，与日军、汉奸展开了长期或明或暗的斗争。

日本驻天津副领事梅津有一次找到南开大学，说是大学南面有几十亩空地，刚好可以栽种一千株樱花。张伯苓闻言让人买来一千株桃树，连夜种在那块空地上，并告诉梅津，桃树有驱鬼辟邪的作用。梅津哭笑不得，只得悻悻而去。

张伯苓最小的儿子张锡祜，是中国第一批空军。1937年8月，张锡祜奉命由江西吉安飞赴南京对日作战，中途失事而殉国。得到消息，张伯苓怔住了，半天才对身边的人说：“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为100人颁发抗日勋章，张伯苓名列第一位。一天，他的学生杜建时来报喜说：“我在政府负责清查汉奸，我看到汉奸名单里没有一个南开的学生！”张伯苓欣慰地说：“听到这个消息，比我得到任何奖章都高兴！”

1949年，蒋介石败走台湾，在亲自登门劝张伯苓一同撤走被婉拒后，临走仍给张伯苓留下一架专机，供他随时飞往台湾，但张伯苓还是毅然留在大陆。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溘然长逝，留下的只有一副茶色眼镜和7元4角钱！

他的学生黄钰生在为老校长所致悼词中说：我们怀念那个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谈笑风生，豪爽豁达，性格中充满了矛盾，而能在工作中统一矛盾的人——这个人，机警而天真，急躁而慈祥，不文而雄辩，倔强而克己；这个人，能从辛苦中得快乐，能从失败里找成功，严肃之中又有风趣，富于理想而又极其现实。我们怀念指教我们随时准备忠实地报效国家的那个人，我们怀念爱护青年而为青年所敬爱的那个人——国士，教育家，新教育的启蒙者，一代人师，张伯苓先生。      

（阳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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