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人蔡元培

知大师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三

完人蔡元培

陈独秀：“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毛泽东：“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蒋梦麟：“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1916年，正在法国考察避居的蔡元培，受教育部电召回国。

12月22日，蔡元培从上海出发，在风雪中抵达刚刚经历了一回帝制复辟的古城北京，接受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签发的任命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1917年1月4日，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大校门，此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车上这位刚被任命的北大校长鞠躬致敬。蔡元培走下马车，摘下礼帽，向工友们鞠躬回礼。在这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里，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而这，正是蔡元培想要表达的：北大的一切将发生改变。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虽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却仍保留着前清老爷式的作风，被外界叫做“官吏的养成所”。

赴京前，一大批曾经的革命同仁都劝蔡元培不要就职，以免被北大的恶名所污，但也有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少数人请他不要错过在北方为改革效力的良机。

矢志教育救国的蔡元培决定接受这一任命。很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他写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对北大的整顿蔡元培是从文科入手的。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王世杰等一大批“新派”人物，同时又保留或聘请了一批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不遗余力地履行其“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聘请教员只问学问、能力，不问思想、派别。

辜鸿铭在清朝垮台之后，依然拖着一条长辫在北大的讲台上教英文，上课时还有一个仆人在边上伺候泡茶、抽烟。

同为章太炎门下弟子的钱玄同与黄侃，分属新旧两派，又同授文字课。讲着讲着，黄侃会大声骂起对面教室里的钱玄同来，钱玄同则每每装作没听见，继续讲自己的课。

有人对此很不理解。但在蔡元培看来，大学就是要“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让各种思想在这里衍生碰撞。他“三顾茅庐”选择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是看重其主编《新青年》杂志对青年一代的影响；破格选聘并无大学学历还是北大“落榜生”的梁漱溟，是欣赏其所作《究元决疑论》一文显露出的印度哲学功底。

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赞说：“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改革大学的呼声“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不但给北京大学一个新灵魂，而且给全国青年一个新启示”。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北大听了蔡元培的演讲后，感慨万千：“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1868年1月，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绍兴山阴县，17岁考取秀才，25岁中进士点翰林，27岁已升补翰林院编修。戊戌新政的夭折，使蔡元培对清廷大感失望，他毅然请长假南返，投身新式教育，进而从事秘密反清活动。1907年，年届不惑的蔡元培踏上欧洲大陆，进入莱比锡大学研修，在校六个学期，选听课程近四十门。辛亥革命后，45岁的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但很快因袁世凯篡权且试图恢复帝制断然宣布辞职，并于1913年再次赴欧考察。1928年起蔡元培一心致力于国立中央研究院的事业，短短数年，迅速聚拢起一批国内一流的科技、学术精英。

蔡元培身材矮小，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人形象，“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读，并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朴素谦抑的蔡元培，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这是蔡元培给青年学人、后来一度出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留下的印象。

世间的人雄人杰莫不是至情至性之人。据他的学生，先后任清华、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回忆，1935年，蔡元培到南京，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闻讯设宴招待。席间，蔡元培极为真诚恳切地苦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的立场和行为，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和民族复兴的国策。当时在座的罗家伦等人看见，蔡元培说到激动伤心处，眼泪一滴滴落在汤盘里，又和汤一道咽下去。其情其景，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正如林语堂所言：“蔡先生软中带硬，外圆内方，其可不计较者他不计较，大处出入却不肯含糊。”有人统计，蔡元培一生辞职24次之多，光在北大校长任上就曾7次辞职。1923年春，当时北京政府滥捕财政总长罗文干下狱，蔡元培“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发表《关于不合作的宣言》，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从此再未北返。

即使以最严格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蔡元培也堪称君子。他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他一生没有置备私产，搬家多次，租居而已，以至七十大寿时，学生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凑钱为他买所房子，使他有个颐养、著书的所在。

1937年抗战爆发，蔡元培已到古稀之年，当年11月在国民政府的安排下，从上海到香港躲避战乱。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步入贫病交加的人生暮年，而此时，偏又遭逢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这位留洋归国的艺术家死得很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撕心裂肺之状令天地为之动容。

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曾任北大教授的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还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的……”其清廉令人不禁落泪。

蔡元培在民族危急的“大风雪 ”中走来，又在山河破碎的暴风骤雨中离去。毛泽东在唁电中誉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梦麟则在挽联中称他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阳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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