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足经济学

薛巍

有人可能会说，拿掉外在刺激，不会带来更多的闲暇。“懒人做什么事都离不开金钱刺激。没有金钱刺激，我们天生的惰性就会占上风，使我们感到无聊，患上神经机能病，酗酒。读几部俄国小说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要驳斥这种说法，只能诉诸信念了：如果工业的最终目的是懒散，如果我们劳动和创造只是为了我们的后辈能够终日舒舒服服地看电视，那么如奥威尔所说，所有的进步都只是“疯狂的奋斗，通向我们希望和祈祷永远不要实现的目标”。我们驱使自己不停地做事不是因为我们认为那些事情值得做，而是因为不管多么无意义的事情都比没事可干好。我们必须相信真正的闲暇的可能性，不然我们的处境就太令人绝望了。

另一个反思给了我们一些希望。人天生懒惰，只有收获的前景能刺激他们去行动——人的这种形象是现代独有的。经济学家们把人类看做驮东西的牲口，干什么事都需要胡萝卜或大棒的激发。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说人类面临的问题是，用最小的努力最大地满足需求。古代人不这么看。“雅典和罗马的公民虽然在经济上生产效率不高，但积极地从事政治、军事、哲学和文学活动。为什么不以他们而是以驴子当做我们的榜样？”

我们不能期望一个被迫、机械地使用时间的社会一夜之间就变得自由。但我们不能怀疑其可能性。罗素曾经写道：“有一些闲暇会令人感到愉快，但如果每天只需工作4小时，人们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现代世界确实是如此，这是我们的文明遭受的谴责，以前不是这样。曾经人们有轻松度日、玩耍的能力，这些能力如今已经被效率崇拜抑制了。城市人口的快乐大部分是被动的：看电影、看足球赛、听广播等等。他们积极的能量全部被工作消耗了，如果有更多闲暇，他们还会再次积极地享受快乐。”由于休闲失去了其自发活动的真意，退化成了被动的消耗，我们便把工作当成两种恶中较小的一个。波德莱尔在《私密日记》中写道：“人必须工作，不是出于趣味，至少是出于绝望，因为工作不像享乐那样无聊。”

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和他的儿子、哲学家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想建立一门“充足经济学”，认为经济学不应该以稀缺为核心。

斯基德尔斯基父子认为，现代经济学已经成了人们实现幸福生活的障碍。一本教科书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选择用有限、稀缺的资源满足无限的需求”。但经济学家哈里•约翰逊1960年就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社会，但仍然在许多方面坚持像生活在贫困社会一样思考和行动。”贫困视角和不惜一切地强调效率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曾经并非如此。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认为，我们天生对进步的渴望最终会超越自然与制度的限制。凯恩斯的老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幸福的物质前提，这一定义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把财富当做手段的观念。在马歇尔之后，经济学发生了转变。莱昂内尔•罗宾斯说，经济学“研究目的与稀缺的手段之下的人类行为”。这一定义把稀缺置于经济学的中心，且悬隔了价值判断。经济学研究的是实现目的的高效手段，对于那些目的经济学家们并不发言。但我们应该相对于需求而非欲求来考虑稀缺。有三套房子的人的生活一点也不窘迫，不管他多么想拥有第四套房子。我们说他的房子足够了，足够满足他的需求量。我们原则上都能够把欲求限制为需求，问题是一个强调竞争、货币化的经济逼迫我们欲求更多。经济学家关切的稀缺是这种压力人为制造出来的。相对于需求来说，我们的状态不是稀缺，而是极大丰富。（摘自2012年第26期《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