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集》：从疑到信

【文学杂谈】

《而已集》：从疑到信

■ 杨光祖

《而已集》收鲁迅1927年所作的杂文二十九篇，附录《大衍发微》一篇。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初版，这时鲁迅已定居上海，开始了他的晚年生活。

《而已集》的题辞，很有意思，可看出鲁迅心态的变化。“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这如新诗一般的八句话，虽写于1926年10月10日夜里，但其实放在这里，更合适，也更能表达他的情绪。1932年4月编定《三闲集》的序言中，他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

其实在《华盖集续编》里，可以看出鲁迅的思想已经有了隐隐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说，他从北京《野草》时期的迷惑、绝望、怀疑，开始走向了某种“信”，这是很明显的。《答有恒先生》一文中，他就表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至于广州之行，用他的话说，“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这也是他走向“信”的起因。

《而已集》可以说是鲁迅的一个转折点，在他生前编辑出版的十四本杂文集里，这是第五本，（鲁迅在《三闲集》序言说，“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他是把《坟》当论文集的），此后的鲁迅，就基本是一位杂文家了。不要说学问不搞了，就连小说也很少写了，除了《故事新编》的几篇之外。他开始谈《革命时代的文学》《小杂感》《革命文学》，和梁实秋发生了论争，《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文艺和革命》都已经显示出他的某种走向，用瞿秋白的话说，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了。

不过，也有几篇可以看出他的深厚学养，同时还夹杂着些诙谐风趣以及犀利的讽刺艺术。前者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一篇了不得的演讲，基本可以说代表了近百年魏晋文学研究的最高峰，沾溉后人，非一时也。后者如《扣丝杂感》《再谈香港》，文字调皮，诙谐风趣之中，有冷峻的讽刺在焉。这些融合了他的精神经历，可以看到他的“世故”，毕竟当了十四年的公务员——担任教育部佥事，及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也算高级文官了，用鲁迅的话说，这个职务“并不区区”。谈及自己被论敌讽刺的“世故”，他说，“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本来鲁迅已经走向“信”，1927年满怀信心地定居上海，结果，被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子一顿狠批，认为他是“有闲的资产阶级”，是“封建余孽”。于是，1928年到1929年写的文字，用他的话说，“篇数少得很”。在《三闲集》序言里，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而且开始大力翻译俄苏文论，比如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从此真的走向“信”了。

本报拥有此文版权，若需转载或复制，请注明来源于中国政府采购报，标注作者，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