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国家账本”的“政采之声”

解读“国家账本”的“政采之声”

■ 本报记者 张舒慧

优化营商环境、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支持科技企业发展、修法立法……一系列政府采购热点话题，在预算报告中都有具体部署。针对部分热点话题，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一起听听他们眼中“国家账本”的“政采之声”。

加强政策协同联动

预算报告提出，“支持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用好税收、专项资金、政府采购等政策工具，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增强企业创新发展能力。”政府采购作为需求侧政策工具，如何与税收优惠、专项资金等供给侧政策协同联动，形成对科技企业的全周期支持？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需求侧与供给侧政策协同体现在科技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在企业初创期，专项资金支持企业研发，税收优惠降低创新成本；在企业成长期，通过优先采购国产创新产品政策或合作创新采购模式，与企业共担研发风险，帮助企业实现产品市场化；在企业成熟期，通过税收减免和专项债券等政策工具，推动企业将技术迭代升级。总之，在外部需求不足或技术替代风险较高时，需求侧政策为科技企业提供“市场拉力”，与供给侧政策的“成本推力”形成互补，构建“研发—市场—扩张”的闭环生态。

浙江省财政厅政策法规处处长张旭东认为，通过政府采购创造市场，税收优惠降低研发成本，可以实现需求拉动与供给激励的结合。比如，政府合作创新采购方式在研发阶段即介入，与供应商共担风险，减少企业研发的不确定性。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等税收政策，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增强其创新动力。两者协力，可以共同提升企业研发投入的边际收益，形成正向循环。

“专项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政府采购推动成果转化，从而推动产业链协同。”张旭东补充说，国家可以通过财政奖补资金吸引企业加强前期研发投入，通过政府产业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参与，而政府采购则通过订单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中后期商业化，加速创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形成对产业链薄弱环节的重点支持。

“政府采购促进科技创新，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我国政府采购支持科技创新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支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发、生产和应用，推出政府采购合作创新采购方式。”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姜爱华认为，未来要进一步加大落实政府采购促进创新的力度，同时发挥政府采购与其他财政政策的合力，实现政策取向一致、政策组合最优。

保障内外资企业平等

预算报告提出，“制定政府采购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保障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支持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有人提出疑问：此处的“保障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与“制定政府采购本国产品标准”是否存在潜在冲突？如何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借“本国标准”之名形成隐形壁垒？

“制定政府采购本国产品标准，为内外资企业提供公开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环境，有利于内外资企业在同样的市场规则下公平竞争，实际上保障了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因此，若能正确认识本国产品标准，实际上并不存在冲突。”姜爱华认为。

“只要国货标准制定得科学清晰，则不存在冲突。”赵勇表示，财政部去年12月发布《关于政府采购领域本国产品标准及实施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将“本国产品”定义为“产品应当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国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该定义集成了国际主要通行规则中的原产地规则、成本占比规则和关键组件规则。在分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组件成本占比要求公布前，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本国产品。

在赵勇看来，若“本国产品标准”界定模糊，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执行中扩大解释，变相排斥外资企业。化解隐形壁垒的主要措施有：一是明确规则，进一步细化明确“本国产品”认定标准，减少自由裁量空间。二是监管透明，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信息平台，动态公布评审标准与结果，接受社会监督。三是强化问责，将地方保护行为纳入财政督查范围，严惩违规操作。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重庆市委会主委丁时勇认为，“制定政府采购本国产品标准”与“保障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政策组合，本质上是技术主权与开放合作的辩证统一。一方面，通过制定“本国产品标准”，完善产品质量认证，倒逼这些企业转型升级、节能减排，指导企业走上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另一方面，通过明确“中国境内生产”的技术参数与价值贡献，构建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框架。这种标准统一、规则透明的政策设计，与《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中“清理妨碍公平竞争规定”的要求形成呼应，并将推动政府采购从“政策优惠”向“制度保障”转型。

修法或将提速

预算报告明确，财政部门将配合做好政府采购法等立法修法工作。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自2002年颁布，距今已20余年，在修订过程中需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赵勇认为，《政府采购法》修订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一是整合法律体系，解决制度割裂。在明确《政府采购法》为公共采购的“基本法”的基础上，推动统一公共采购条例建设，覆盖工程招标、国企采购、国防采购等领域，消除制度碎片化。二是细化政策工具，增强可操作性。针对“本国产品”“绿色产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产品”等关键概念，明确标准体系、政策优先级与实施路径，强化政策功能落实。三是落实主体责任，构建专业化采购队伍。加强政府采购人员能力建设，建立政府采购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或水平评价体系。四是改革监督与争议解决机制。建立独立裁决机构，确保政府采购争议裁决的专业性、中立性和权威性。五是引入AI等新兴技术。一方面实现采购信息、评审标准、履约数据的全程公开，强化社会监督；另一方面以技术赋能，破除“贵、慢、差”等长期困扰政府采购领域的顽疾。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成协中认为，《政府采购法》修订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完善法律适用范围，明确政府采购的边界。二是加强全链条管理，填补采购前、中、后各环节的制度漏洞。三是推动与国际规则接轨，如与WTO《政府采购协定》的协调，增加非歧视原则、供应商异议国际仲裁等条款，适应CPTPP等高标准协定要求。四是强化政策功能，如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等。五是解决《政府采购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协调统一问题。

“《政府采购法》的修订需要重点解决如何更好地支持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如何确保政府采购过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以及如何有效防止和打击腐败行为。”南京审计大学校长裴育表示，在修订过程中还应考虑如何更好地与国际规则接轨，以及如何处理好政府采购中的内外资企业平等问题。

深化“双循环”战略

“在预算报告中，政府采购政策从优化营商环境到制定本国产品标准，再到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传递了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的信号。”成协中表示，一方面，通过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门槛，提升市场透明度和公平性；另一方面，制定本国产品标准旨在规范市场秩序，支持国内产业发展，同时确保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采购活动。对接国际规则体现了我国推动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决心。这些举措共同构建了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

“从总体上看，相关部门正通过政策创新、标准引领与管理升级，推动政府采购系统性改革，重塑市场规则与产业生态。”丁时勇表示，政府采购将不再局限于财政资金的“节流阀”、产业升级的“助推器”，而是希望通过法治化、市场化与国际化导向，既为本土企业提供创新“沃土”，又为外资企业营造稳定预期，彰显我国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的主动作为。

裴育认为，预算报告相关表述表明我国政府正在通过政策引导，支持国内企业创新和产品质量提升，同时通过与国际标准接轨，增强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这些都释放出我国逆全球化风潮中深化‘双循环’战略的政策信号，旨在保护与开放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通过政策工具扶持国内产业升级，通过国际规则对接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性，最终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赵勇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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