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百味人生】

记忆

■ 齐玄江

十三岁到生产队务农。

“双抢”时节，我们穿的是一件厚外套，看上去应该是“夏行秋令”。我们并不像一些宣传画画的农民那样，颈上挂着一条白毛巾，穿着深色跨栏背心，喜气洋洋地干着农活。我们就是穿件打满补丁的厚外套，这外套是上年穿破了来年秋天真不能再穿了，正好补了补当作干农活的工装。擦汗的白毛巾嘛，根本不可能有，谁家有钱去买那玩意儿。大太阳底下割禾或是插秧，出汗了就用袖口或撩起衣角来擦。半天农活下来，外套能拧出一串串汗水，在溪水里洗一洗，晾在晒衣竿上，吃完午饭午休后出工，外套也早已晒干了。

上初三那年，我参加全县数理化知识竞赛获得了优胜奖，奖品是两件蓝色的跨栏背心，上面印着“数理化竞赛优胜者”的字样。暑期里，我就穿着这背心去队里干农活，当然是为了显摆。面对众人投来的眼光开始时我还蛮不好意思的，然而，大家的眼光似乎并不是好奇或是讥笑，而是敬重，他们觉得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因此，一些重活累活也并不让我去干。有人就对我的父亲说：“这小子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去吃商品粮。”听了这话我因此也有些得意起来，只是觉得干活穿跨栏背心没有穿外套方便：一是擦汗没有了抓头，汗水常常流入眼睛里涩痛难忍睁不开，只好时不时用手在额头眼睛脸上囫囵抹一把，把汗水甩落，别人看着我都难受；一是除了穿着背心的地方，上身晒得漆黑，脱下背心来身上倒像是又穿了件白背心。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很是难看。

有一次，我挑了近百斤的谷子跟在邻家方叔的身后。方叔有大脖子病，却是村里唯一整个夏天上身不穿衣服的汉子，扁担压在他肩上，比黑炭还黑的脊背弯成半面弓，肩胛骨一带被太阳晒得脱了一层皮，汗水在背上流成几条沟。累了我们用打杵支起担子歇肩，他从后腰拔出烟杆吸上几筒旱烟，本就气喘吁吁的他一口一口地吸着，感觉是那么享受。方叔的这一形象突然给了我猛烈的冲击，我觉得像他这样活着实在是太卑微了，感到这辈子怎么也不能当农民，也让我意识到，我现在穿件跨栏背心向他们显摆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离开这个穷山村，我这辈子注定会和方叔一样挖地球。自此我不再穿跨栏背心，而是重新穿上了外套。整个夏天我都变得很忧郁。

那个时候，我们穿衣不是破的就是旧的。破衣干活时穿，比如干农活、放牛和砍柴火，旧衣是上学时穿。鞋子是凉鞋、解放鞋与布鞋，袜子是布袜。我从不知道穿衣打扮是怎么回事——知道天底下还有穿衣并不是为驱寒保暖而是为了漂亮，还是从脚下的袜子开始的。

我小时穿凉鞋从未穿过袜子，后来到县城上高中，看见县城里有许多人穿了凉鞋还穿上袜子，就是那种尼龙袜，薄薄的，有点半透明。这让我很不解：既是凉鞋，自然是穿上比较凉快，为何还要穿袜子呢？同学之中——自然是城里的，也有穿袜子的。我们那时是住宿的，有一个同学也是乡下来的，他也买了双袜子穿上，睡觉时也舍不得脱，从此以后，就觉得他与那些城里的同学一样，和我们不是来自一个世界的人。这种感觉和看见方叔挑担的黑背又不一样：方叔的生活是我要千方百计逃离告别的，而穿凉鞋着袜子的城里人的生活是我千方百计要追求占有的。这小小的差别同样使我很忧郁。

成长中的忧郁使我形成了自卑的性格，这自卑一直到我上班后几年才散去。

穿新衣只有等过年。年底快近年关，母亲会请宋村的师傅娘来家里裁剪布料做新衣。因为造新安江水库，宋村的人都是从浙江淳安那一带移民过来的。师傅娘是个没有晒过太阳皮肤白皙的中年妇女，人很随和，她一边忙着手头的活计一边和母亲用蹩脚的婺源话交谈，说着日子的艰难。适值一年一度到村里要饭的生虫树挨家串户要饭来了。这是一个中年男人，披散着头发，留一把灰白的胡子，衣着自然是破烂的。他来到门前，敲着一面小铜锣，唱起了大家都熟悉了的那首歌：“生虫树呀，进门来，前山后山打铜锣。三十六村走个遍，要过的人家不再来。”

母亲和师傅娘都笑了，说道：“生虫树呀，你来得比候鸟都准时！”生虫树也笑了，并不说话。母亲拿出半碗米倒在他的要饭袋里。他并不走开，犹豫半天才嗫嚅着说，能不能把裁剪下来的废布料给他些。母亲说，这些布料还要留下来纳鞋底呢。话是这么说，母亲还是挑了几块较大的布料给他。我追出去看他到下一家要饭，他的身后跟了不少孩子，都嘻嘻哈哈的，听他唱歌。不知怎么，生虫树的到来，给平淡的村里增添了不少快乐的空气。

后来，我把生虫树写入我的小说《白胡子老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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