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门之后曾昭抡

知大师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二十三

豪门之后曾昭抡

费孝通：“在他的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

唐敖庆：“在做人、处世、做学问方面给我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曾昭抡教授。”

“他高度近视，但查资料的速度却十分惊人。只见他小跑一样在书架丛中穿梭，很快抱出一摞书，摘完后又快速归还原处，马上又抱出一摞。蝇头小字在卡片和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不少地方还贴上小纸条，精心写着补充或注释。无论是刮风或下雨，严冬或酷暑，总见他穿得比常人少，戴顶褪色的旧帽，脚趾头露在鞋外，斜扣着衣扣，提着个旧书包，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提及1958年后他到武汉大学执教时的情形，他的助手刘基万许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他是曾昭抡，我国著名化学家，我国化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

曾昭抡，字叔伟，1899年生于湖南湘乡，曾国藩之弟曾国潢的曾孙。1920年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1926年完成博士论文并取得学位回国，任中央大学化工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应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刘树杞之邀，任北大化学系教授、系主任。

费孝通回忆：“他为这个学科费尽心力，像一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我国把实验室办到大学里边，据说他是第一个。通过实际获得科学知识，他解决了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1937年抗战爆发，长沙临时大学成立，曾昭抡赶往长沙。翌年初，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曾昭抡与闻一多等教授是旅行团辅导团成员。为了旅行方便，旅行团成员大都身着短装，曾昭抡却与中文系的夫子们一样，同属“长衫党”，身上的一件灰色长衫，后下襟总是沾着厚厚的泥浆。曾昭抡深得曾氏家族循规蹈矩、从不取巧的务实遗风，在路上行走，他总是沿公路大道，从不抄小道走近路。过黔西“二十四盘”山路时，所有人均走小路，呼啦啦瞬间而下。曾昭抡却仍沿着公路，不偏不离地踽踽独行，比别人下山多花上十几倍的时间。

唐敖庆回忆：“每天早晨，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天才放亮。这时远远看见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路边的公里标记石碑上写日记了。等我们赶上来后，他又和我们一起赶路。曾先生每天如此。看来，他至少比我们早起一两个小时。”

在西南联大，曾昭抡是化学系开课最多的教师。在李钟湘的记忆中，曾教授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化学专业教授，而且还是一位国际形势分析家，他在《西南联大始末记》中写道：“曾昭抡教授讲授有机化学、无机工业化学，他能文能武，文章下笔千言，有求必应，对军事学也有特别研究，整年一袭蓝布长衫，一双破皮鞋。有一次公开演讲，他推断当时欧洲战场盟军登陆地点和时间，深得某盟军军事专家的推许。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的时间与曾教授的推断仅差两天，而地点则完全相同。”

曾昭抡还热衷旅行。1941年3月，滇缅公路开通后，曾昭抡由昆明到滇区边境实地考察。虽然只有十多天时间，但正如他在游记中提到的，“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差不多每几公里都有笔记记下来”。他的《缅边日记》就是这次旅行的成果，1941年出版，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

曾昭抡有着旺盛的求知欲，研究问题经常达到忘我的地步。据说，一次家人久等不见他回来，出去一找，却见他对着电线杆兴致勃勃地讲话，大约是在研究上有了什么新的发现。还有一次，他离开实验室时，天下着雨，他明明夹着雨伞，由于脑中思考着问题，便一直淋着雨走，全然不觉。

何兆武回忆：“曾先生这个人非常有个性，蓝布大褂总是破破烂烂，趿拉着两只布鞋，不刮胡子，头发也挺乱。联大有些先生是穿西服的，比如经济系主任陈岱孙，虽然生活很困苦，可是陈先生永远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都不乱。曾先生恰恰相反，他是非常本色的，旧话叫作‘不修边幅’，或者‘名士派头’。他是20世纪20年代清华留美的学生，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化学系主任。我听过一个关于他的小故事挺有意思。朱家骅做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开会，曾昭抡来了，朱家骅不认得，问他是哪一系的。曾昭抡答是化学系的。朱家骅看他破破烂烂，就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昭抡没有答话，扭头走了出来，回宿舍后，卷起铺盖就离开了。随后就在北大化学系做系主任。”

对于曾昭抡，费孝通这样评价他：“在他的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

被誉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的唐敖庆在回忆自己的老师时也这样说道：“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有许多位老师、同事甚至学生给我以极大的帮助和影响，使我受益匪浅。在做人、处世、做学问方面给我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曾昭抡教授。”

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落下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8月9日一颗名为“胖子”的原子弹又在长崎爆炸。当日本上空升腾起蘑菇云时，曾昭抡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由此进入原子能时代。他在“第一时间”写出了《从原子弹说起》一文，于1945年9月9日发表在昆明《正义报》上，并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与吴大猷、华罗庚等人以“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参与了国民政府的原子弹“种子计划”。

1946年夏天，联大复员，三校北归，而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三大科学家先后赴美，翻开了中国原子科学史上的重要篇章。以后，国民党研制原子弹的“种子计划”由于种种原因胎死腹中，但曾昭抡并未停止对原子弹的学术研究。他将在美国考察期间所获学术资料分析整理，汲取当时最新研究成果，写成专著《原子与原子能》，1950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

新中国建立后，曾昭抡回到北大任化学系主任。为了给新入学的同学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坚持给化学系一年级新生讲授基础化学课。1951年至1957年间，曾昭抡先后担任了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反右”期间，曾昭抡被划为右派，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等职。后应李达之邀赴武汉大学任教。在武大，他开创性地进行了元素有机化学这一新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大学很快建立了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成为我国最早开展元素有机化学教学和研究的单位之一。他还以身患癌症之躯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第一册《通论》由他亲自执笔。

然而，“文革”浩劫曾昭抡再遭厄运。在精神苦痛与病魔摧残的双重折磨下，1967年12月8日，已经先后痛失妹妹和妻子的曾昭抡，亦如一片孤叶，在“文革”的风暴中悄然逝去。

（阳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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