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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门之后曾昭抡

栏目: 阳光副刊,电子报 时间:2018-01-18 17:49:08 发布:管理员 分享到:
【摘要】

知大师之仰高山之系列之二十三

豪门之后曾昭抡

费孝通:“在他的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

唐敖庆:“在做人、处世、做学问方面给我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曾昭抡教授。”

“他高度近视,但查资料的速度却十分惊人。只见他小跑一样在书架丛中穿梭,很快抱出一摞书,摘完后又快速归还原处,马上又抱出一摞。蝇头小字在卡片和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不少地方还贴上小纸条,精心写着补充或注释。无论是刮风或下雨,严冬或酷暑,总见他穿得比常人少,戴顶褪色的旧帽,脚趾头露在鞋外,斜扣着衣扣,提着个旧书包,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提及1958年后他到武汉大学执教时的情形,他的助手刘基万许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他是曾昭抡,我国著名化学家,我国化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

曾昭抡,字叔伟,1899年生于湖南湘乡,曾国藩之弟曾国潢的曾孙。1920年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1926年完成博士论文并取得学位回国,任中央大学化工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应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刘树杞之邀,任北大化学系教授、系主任。

费孝通回忆:“他为这个学科费尽心力,像一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我国把实验室办到大学里边,据说他是第一个。通过实际获得科学知识,他解决了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1937年抗战爆发,长沙临时大学成立,曾昭抡赶往长沙。翌年初,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曾昭抡与闻一多等教授是旅行团辅导团成员。为了旅行方便,旅行团成员大都身着短装,曾昭抡却与中文系的夫子们一样,同属“长衫党”,身上的一件灰色长衫,后下襟总是沾着厚厚的泥浆。曾昭抡深得曾氏家族循规蹈矩、从不取巧的务实遗风,在路上行走,他总是沿公路大道,从不抄小道走近路。过黔西“二十四盘”山路时,所有人均走小路,呼啦啦瞬间而下。曾昭抡却仍沿着公路,不偏不离地踽踽独行,比别人下山多花上十几倍的时间。

唐敖庆回忆:“每天早晨,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天才放亮。这时远远看见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路边的公里标记石碑上写日记了。等我们赶上来后,他又和我们一起赶路。曾先生每天如此。看来,他至少比我们早起一两个小时。”

在西南联大,曾昭抡是化学系开课最多的教师。在李钟湘的记忆中,曾教授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化学专业教授,而且还是一位国际形势分析家,他在《西南联大始末记》中写道:“曾昭抡教授讲授有机化学、无机工业化学,他能文能武,文章下笔千言,有求必应,对军事学也有特别研究,整年一袭蓝布长衫,一双破皮鞋。有一次公开演讲,他推断当时欧洲战场盟军登陆地点和时间,深得某盟军军事专家的推许。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的时间与曾教授的推断仅差两天,而地点则完全相同。”

曾昭抡还热衷旅行。1941年3月,滇缅公路开通后,曾昭抡由昆明到滇区边境实地考察。虽然只有十多天时间,但正如他在游记中提到的,“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差不多每几公里都有笔记记下来”。他的《缅边日记》就是这次旅行的成果,1941年出版,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

曾昭抡有着旺盛的求知欲,研究问题经常达到忘我的地步。据说,一次家人久等不见他回来,出去一找,却见他对着电线杆兴致勃勃地讲话,大约是在研究上有了什么新的发现。还有一次,他离开实验室时,天下着雨,他明明夹着雨伞,由于脑中思考着问题,便一直淋着雨走,全然不觉。

何兆武回忆:“曾先生这个人非常有个性,蓝布大褂总是破破烂烂,趿拉着两只布鞋,不刮胡子,头发也挺乱。联大有些先生是穿西服的,比如经济系主任陈岱孙,虽然生活很困苦,可是陈先生永远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都不乱。曾先生恰恰相反,他是非常本色的,旧话叫作‘不修边幅’,或者‘名士派头’。他是20世纪20年代清华留美的学生,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化学系主任。我听过一个关于他的小故事挺有意思。朱家骅做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开会,曾昭抡来了,朱家骅不认得,问他是哪一系的。曾昭抡答是化学系的。朱家骅看他破破烂烂,就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昭抡没有答话,扭头走了出来,回宿舍后,卷起铺盖就离开了。随后就在北大化学系做系主任。”

对于曾昭抡,费孝通这样评价他:“在他的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

被誉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的唐敖庆在回忆自己的老师时也这样说道:“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有许多位老师、同事甚至学生给我以极大的帮助和影响,使我受益匪浅。在做人、处世、做学问方面给我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曾昭抡教授。”

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落下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8月9日一颗名为“胖子”的原子弹又在长崎爆炸。当日本上空升腾起蘑菇云时,曾昭抡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由此进入原子能时代。他在“第一时间”写出了《从原子弹说起》一文,于1945年9月9日发表在昆明《正义报》上,并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与吴大猷、华罗庚等人以“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参与了国民政府的原子弹“种子计划”。

1946年夏天,联大复员,三校北归,而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三大科学家先后赴美,翻开了中国原子科学史上的重要篇章。以后,国民党研制原子弹的“种子计划”由于种种原因胎死腹中,但曾昭抡并未停止对原子弹的学术研究。他将在美国考察期间所获学术资料分析整理,汲取当时最新研究成果,写成专著《原子与原子能》,1950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

新中国建立后,曾昭抡回到北大任化学系主任。为了给新入学的同学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坚持给化学系一年级新生讲授基础化学课。1951年至1957年间,曾昭抡先后担任了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反右”期间,曾昭抡被划为右派,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等职。后应李达之邀赴武汉大学任教。在武大,他开创性地进行了元素有机化学这一新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大学很快建立了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成为我国最早开展元素有机化学教学和研究的单位之一。他还以身患癌症之躯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第一册《通论》由他亲自执笔。

然而,“文革”浩劫曾昭抡再遭厄运。在精神苦痛与病魔摧残的双重折磨下,1967年12月8日,已经先后痛失妹妹和妻子的曾昭抡,亦如一片孤叶,在“文革”的风暴中悄然逝去。

(阳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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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报第732期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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