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存无关的生活是伪生活

【文学自由谈】

与生存无关的生活是伪生活

■ 红柯

我是职业教师，业余作者，给学生开的几门课中有《文学与人生》《文学与体验》两门课。

《文学与人生》志在拉近文学与人生的距离，众声喧哗的后边文学与人生渐行渐远，这也是我崇尚鲁迅的原因，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应该是文学的前提。《文学与体验》则是针对虚拟化。

当年我西上天山，原因之一就是大三购得上海书店的民国版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读了大量的西方探险家在新疆的考察探险著作，斯文赫定、斯坦因、普尔热瓦尔斯基到新疆一待就是十年八年，甚至终身不婚。李希霍芬走遍大半个中国，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中国读书人很多，就是对野外考察不感兴趣。读书人永远在书斋里，在书本里。

学术靠研究，创作靠体验，生活体验、生命体验、灵魂与精神体验，都是脚走出来的。好多年前韩少功说过，哲学是体验出来的不是研究出来的。不要说创作，人文学科的学术也关乎实地考察与体验。次生生命就元气不足。

大学时，在中国古典文学以外大量读欧美文学、西方现代派文学，不经意间读到了古波斯诗人的书，萨迪说：“一个诗人应该前三十年漫游天下，后三十年写诗。”大学毕业，我西上天山10年，居宝鸡10年，居西安12年，30多年间沿天山—祁连山—秦岭丝绸之路古道奔波，志在打通西域与关中，目前已完成“天山—关中丝绸之路系列”长篇12部、中篇35部、短片90篇、散文200多篇。

柳青说过，文学60年一个单元，就是说要用一生来从事这项事业。文学需要笨功夫。《西去的骑手》最初是我大二时从文史资料读到两千多字的材料，西上天山实际考察，写出初稿，直到2001年《收获》发表，前后10多年。《生命树》与《太阳深处的火焰》，最初则是1988年在新疆时读到的哈萨克生命树创世神话，带学生实习穿越沙漠戈壁无数次碰到大漠红柳，2000年参加中青社“走马黄河”活动，考察黄河中上游各民族民间艺术，剪纸与皮影艺术点燃了生命树神话和大漠红柳，直到2010年2015年完成了长篇《生命树》与《太阳深处的火焰》。文学的这种笨功夫不是走马观花图热闹。当年在新疆，新疆文学界有个说法：走边疆最好把户口办过来，把工作关系办过来。热爱一个地方，就在那里生存，扎根，血肉相连，身份证户口工资关系全迁过去。与生存无关的生活是伪生活，不可能结出好果子。

我的大学四年发表过小说散文，但以诗歌为主。抒情小诗以外，对聂鲁达、惠特曼印象特别深。到新疆也是以诗为主。1986年秋天我到新疆，1988年发表最后一首诗停止创作，适应西域大漠的环境，成为一个新疆人。1990年转向小说创作。新疆10年漫游天山南北，搜集各民族资料，相当于田野考察。新闻结束的地方也是小说开始的地方。距离产生美，在新疆我写陕西，回陕西我写新疆。我写过一篇文章《两种目光寻求故乡》。贺绍俊老师给我的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写的评论《陕西与新疆的热恋》大受欢迎。

我曾说我会“不由自主地从天山望故乡关中，又从关中回视天山，对比中寻找生命的暗道”。对我而言，文学的“秘密通道”就是打通“天山—关中”，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丝绸之路——人类的大地之歌》，西域10年让我明白土地与大地的区别，我专门写了文章《从土地到大地》，土地都是庄稼地，大地包括庄稼地草原大漠戈壁，这种辽阔的空间会使人的心灵与精神大彻大悟，使人心人性神性融为一体，人与万物融为一体，也就是先秦那个大时代天地人共生共荣的原初生命意识。元气、大气、精气是要有空间感的。卡夫卡的《地洞》在我看来恰好是对人类原初生命力的逆袭。大二时，我从《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里读《地洞》时，噩梦不断，那种压抑窒息我都不敢盖被子，后来我走向西域大漠就是因为这种《地洞》式的恐惧。我所有的天山丝路小说都是朝《地洞》的反面狂奔。泰纳的观点，艺术的三要素：时代、地域、种族。作家的主体性是有限的。我西上天山志在成为一个诗人，西域大漠却让我成为小说家。新疆是四大文明交汇地，也就是巴赫金强调的“对话”与“复调”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巴赫金与他研究的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曾流放中亚大草原，正是这种多民族多文明交融之地才是人类精神世界“对话”“复调”的前提。回陕西20年间，这种多文明多民族化的“对话”“复调”越来越强烈。

我的小说如《西去的骑手》《生命树》等作品都有着一定的诗性和哲理性，到《喀拉布风暴》开始则着重关注爱情了。去年我出版的散文集作品里熔铸了很多对历史文化的思考，我的创作逐渐具体了。刚开始是下意识，比如神话。1998年《小说家》全国中篇擂台赛发表《金色的阿尔泰》，南帆、耿占春、张新颖三位评委一致认为这是羊皮纸年代的神话写作，我才恍然大悟。几年后有位专家写《红柯小说中的无名现象》，又让我一惊，我的天山小说大都是“老人”“小孩”“男人”“女人”或者“老王”“老金”。西域大漠，人为贵，陌生人立马成知己。奎屯10年，奎屯市2万人口，宝鸡10年，宝鸡市人口50万，到西安人口上千万，但我依然喜欢人，南郊小寨人山人海，拥挤吵闹中有生命之大美，都是天山大漠青春黄金年代打造的底色，人心人性直奔人的神性，而这种神性源自边远荒漠，完全逆袭现代派文学的孤独变态绝望，是另一种人类亘古以来的地老天荒的大孤独大绝望，沙漠火焰照亮烘烤出来的大寂寞，从而捕捉人生微妙幽暗的光明瞬间。我相信任何从大漠来的人都会认为人生最大的事情不是生死而是幸福与快乐。

我的小说总是更为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生命的关系，更关注人类“精神家园”的建立和探索，但这个时代人与自然、人与精神家园的距离好像是越来越远，这就是每个作家写作的“暗道”。在西域大漠，在绝境中最大的体验是人的渺小与生命的无助，一棵草一棵树都与自己相关，包括石头沙子阳光空气。天山脚下读了那么多各民族的神话史诗歌谣之后，我买到了史怀则的《敬畏生命》，彻底地从生活体验走向生命体验，心灵与精神体验，从那时起就有了万物与人共荣一体的意识。曹文轩老师说红柯是中国作家中很少写风景的作家之一，后来有学者发现我小说中的风景不再是背景而是主体。也有学者认为红柯小说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这也是我一直坚持与捍卫的，仁者荣，天地万物于一体，人与万物共荣。

—红柯—

原名杨宏科。1962年6月出生。陕西省岐山县凤鸣镇人，毕业于陕西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远走新疆，生活10年。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先后获得首届冯牧文学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首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奖等多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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