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知大师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十八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张光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李敖：他是“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

1926年,他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 他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也耳熟能详。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他是李济，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

李济，字记之，1896年生于湖北钟祥县，4岁即入书房，从一个表叔开始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之类的古书。1907年，李济随时为清朝内务府小京官的父亲，进入北京两个著名中学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14岁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毕业后留美。

李济留美的这一年，与他同船离开上海浦江码头的一批官费、自费留学生与考察人员中，有后来成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诗人徐志摩，还有一个同船赴美筹备造反事宜的职业革命家汪兆铭。船抵旧金山，李济与船上结识的诸友分手，同徐志摩等几人进入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就读。据李济在1977年跟费正清的夫人慰梅女士的一次谈话中说，他之所以去克拉克大学，是因为清华的一位心理学老师华尔考博士跟他说，要学心理学，就要去克拉克。一年后，李济作为研究生继续留在克拉克，攻读社会学。在克拉克时期，李济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都去图书馆开架阅览室，尽情浏览各种书刊。在这种啃青草式的阅读中他偶然地接触到自己不曾了解的人类学的书籍，立刻就被这门学问吸引住了。1920年李济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并于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的李济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先是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及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文灏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国际级地质学大师丁文江，二人成为终生挚友。

1923年李济在新郑李家楼大墓小试牛刀，迈出了由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第一步。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艺术馆派毕士博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邀请李济加入他们的工作队，共同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在丁文江的支持下，李济决定与对方合作。但他在给毕士博的回信中首先提出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却关乎国家与民族大义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一、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二、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不久，李济收到毕士博的回信，称：“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于是李济辞去南开大学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

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招聘天下一流人才的计划开启。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8年李济实至名归地加入了由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傅斯年主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成为当时中国考古的实际领袖，并开始执掌后来被称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系统展开之始”的殷墟发掘。

1928年至1937年，史语所先后在殷墟发掘15次，全考古组几乎一齐上阵，声势之浩大，在1949年前的中国考古史上无可匹敌，发现的宫殿宗庙和帝王大墓，将3000年前商王朝的辉煌背影，从无到有，勾勒而出。在殷墟考古辉煌的成绩背后，是李济10年间的或坐镇现场，或后方总指挥。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前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曾受李济指导,在安阳接受过考古学训练。

1940年，李济和史语所以及他1934年接手出任主任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来到川南古镇李庄这一先后云集了中研院社会所、营造学社等机构专家的“抗战文化中心”。在此之前，从南京出发的李济已辗转长沙、昆明，躲避着日军的空袭，押送着国家的文物撤退了两年多。此后的6年直至抗战结束，他在此一边整理殷墟的陶器材料，一边指挥史语所与中博院就地发掘四川的彭山汉墓、成都前蜀王永陵，两度深入西北考察，在成都、重庆举办“远古石器展”。李济劝勉同人：“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们应当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是否敌得过敌人。”

至为惨痛的是，在这期间，李济的家庭遭到重创。抗战爆发后，李济带着一家老小6口，辗转数千里，已经备受艰难困苦。万没想到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间，李济的两个爱女，均因缺医少药，不治身亡。李济虽几次推辞，最后也只好带着一颗悲伤抑郁的滴水之心，在史语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之间艰难支撑。就当时的情景，无论哪一个方面都不容许李济对呕心沥血为之经营的事业撒手不管。

1948年后，随史语所到台湾的李济婉拒了美国多家大学的长期讲学邀请，将余生献给了两大事业——一是筚路蓝缕，建立、兴盛起台湾的考古。他出任迁至台湾的“中研院”史语所第三任所长，后又两度代理“中研院”院长。他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大力推进台湾岛的考古工作。他桃李满园，改革开放后给大陆考古带来深远影响的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就是李济在台大的高徒；李济到台湾后过继的内兄之子李光周，后来也在台大、哈佛读到考古人类学博士，并继承了父亲衣钵，执教台大。二是恪尽职守，完成对殷墟的研究。他综合15次殷墟发掘的材料，至1977年终于完成了《安阳》等著作，对当年的考古工作作了总结性回顾。

1979年8月1日上午9点半，李济心脏病猝发，驾鹤西去。后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除了在书房见到5只木猴子，以及台北“故宫”赠送的两三件仿造艺术品，未发现一件古董。正如张光直曾对恩师的评价：“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李济的儿子李光谟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其实，李济在台湾继续的对殷墟的研究,不仅仅是学术的,分明还包含着对乡土的牵挂、对故园的思念。古老的殷墟,仍然是他学脉所牵、心魄所系。

                                    （阳籍）

本报拥有此文版权，若需转载或复制，请注明来源于中国政府采购报，标注作者，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