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哲人冯友兰

知大师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十四

一代哲人冯友兰

李慎之：“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资中筠：“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西方文化有透彻的理解，并把这二者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在当代实在很少，冯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众人翘首以待的三校复员终于到来。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后，全体师生来到校舍后面的小山，竖起了代表联大师生情感与精神寄托的纪念碑。

“痛南渡，辞宫阙。……望中原，遍洒血。……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洋洋千余字的碑文，气势磅礴，文采横溢，饱含着深挚的历史情怀与爱国热情。碑文作者正是时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冯友兰。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6岁始学，10年家塾熏陶，后考取上海中国公学。正是在这里，这位未来的哲学家深深爱上了逻辑课并与哲学结缘。

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四年后考取官费留学生。这年冬天，冯友兰在上海乘中国邮船公司的“南京”号海轮，驶向大洋彼岸，1920年2月初，正式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西方哲学，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在美时，“官费常阙，因多赴餐馆做工，间亦至图书馆管理报纸，以谋生活”。其间，被杜威称赞是“真正的学者材料”，这给了冯友兰以莫大的鼓励。

1923年夏，论文答辩通过，冯友兰即取道加拿大归国，任中州大学教授兼文科主任、哲学系主任。次年，英文博士论文出版，获哥大哲学博士学位。

1925年秋冯友兰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年底应约北上，任燕京大学教授。自美返国后，冯友兰一直以介绍、研究西方哲学为主，但在燕京受命开授“中国哲学史”，这一机缘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有着巨大影响。1928年秋，以友人罗家伦之故，转至清华大学，为哲学系教授、校秘书长，仍授中国哲学史课程。上世纪30年代初，冯友兰完成《中国哲学史》二册巨著，陈寅恪作审查报告称：“窃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此书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重印多次，成为中国人学习中国哲学的标准教科书；英文版早在美国印行，而日、韩等国则大多直接以此书中文版为教科书。作为现代中国学术的经典，这套书已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到了40年代，冯友兰又以思想学术之圆熟，作《中国哲学简史》，深入而浅出，成为又一经典。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就曾说过：“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

西南联大的8年，是冯友兰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同在西南联大的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贺麟，称其为自抗战以来国内“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这期间，他先后撰成《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从而建成了中国现代最完整的哲学体系。

1930年起，冯友兰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辞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52年，因院系调整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冯友兰就想重写《中国哲学史》，到了1960年，便以《中国哲学史新编》为题，开始重新撰写。但仅出版两册，“文革”骤起，这一耽搁就是十余年。

从1979年起，冯友兰以耄耋之年，每天上午在书房两个多小时，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建议他直接从第三册开始，但他坚持重写。十几年中，年老多病的冯友兰辗转于家与医院之间，后来又耳目聪明俱失，但他坚持著述。女儿宗璞回忆，一次医生检查后他忽然对她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1990年6月15日，冯友兰终于完成了150万字的著述。11月26日晚，冯友兰安然辞世。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

关于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的地位，学者李慎之有一句十分准确的评价：“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学者资中筠说：“现在经常说西化和传统文化，但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西方文化有透彻的理解，并把这二者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在当代实在很少，冯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  

冯友兰“为文不事雕琢，平易明白；与人言缓而有条，不乏风趣；授课喜引笑话，颇见幽默。其平居也，无一日不读书写作，无一日不闻问时事，规律甚严而自奉甚简。其于后学也，有问必答，平等待之，未始有厌容”。

在女儿宗璞的眼里，冯友兰有些呆气，也有些仙气。冯友兰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径镇南关，冯友兰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一次对宗璞幽默地提起此事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其实冯友兰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冯友兰自奉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1926年31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4个人一晚喝去12斤花雕。上世纪60年代初，宗璞因病常住家中，每于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宗璞说，那时他常常看见他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

冯友兰喜欢收集旧兵器。他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在昆明时，冯友兰常去文明街的夜市淘旧兵器。后来，他将各式兵器共有619件捐献给国家。

冯友兰是爱国的，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西南联大碑文里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他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冯友兰引用《西铭》的末两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以此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虽然风狂雨暴，他活得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联现在就用甲骨文刻在他的墓碑背面。  

 （阳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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