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刘文典

知大师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十

名士刘文典

陈寅恪：“先生之作（《庄子补正》），可为天下之慎也。”

刘文典 ：“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共半个。”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正是农历五月十五月满之时，晚饭后七点半，联大校园内摆下一圈座位，一位五十岁上下的“老先生”坐在中间，开始当着一轮皓月讲解《月赋》。教授们闻讯纷纷前来瞧个稀罕，老先生一看人越围越多，越发得意，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引经据典，侃侃而谈。那瘦削的身子前仰后合，长衫下摆左右摆动，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直把听众听得如痴如醉。

这位老先生便是才高学广而又恃才自傲有着“国宝”之称的国学大师刘文典。

刘文典，字叔雅，祖籍安徽怀宁，1889年生于合肥。1906年进芜湖安徽公学，师从陈独秀、刘师培等，次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课余时，受教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并成为其得意门生。1912年，刘文典回国，在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创办的《民立报》做编辑兼英文翻译，对袁世凯进行口诛笔伐。1913年，刘文典化名刘天民再赴日本，并加入中华革命党，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6年，刘文典回国，次年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同时选定古籍校勘学为终身所系，数载苦钻精研，终以《淮南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十卷本震动文坛。胡适在为《淮南鸿烈集解》所作的序中推重说：“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陈寅恪也为《庄子补正》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 1928年8月，刘文典由北大回老家创办安徽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并代行校长之职。后因维护学生时顶撞蒋介石，离皖赴京，重回北大任教。两个月后又应罗家伦聘请，出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同时在北大继续兼课。

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开出《庄子》与《文选》等课，且在讲课时别出心裁，自成一格。学生回忆，印象最深者有《芜城赋》《海赋》和《月赋》三篇，老先生讲到兴会得意时，才不理会什么四点钟的下课铃，有时一高兴就讲到五点钟才勉强结束。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特别让学生注意讲义上的文字，学生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有一天，老先生才上了半小时的课，突然宣布：今天提早下课，改在下星期三（农历五月十五日）晚饭后继续上课。

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1940年至1942年期间，西南联大校内掀起一股《红楼梦》热潮，以吴宓、陈铨等欧美派为核心的一些教授，在不同时间和场合演讲《红楼梦》。

对红学素有研究的刘文典按捺不住，最终也走出他租住的几间小土屋，登台亮相。与西装革履留学西洋的教授们不同，留学东洋的刘文典一身粗布长衫、一双圆口平底蓝帮布鞋，手里端着一杆比胳膊还要长的竹制旱烟袋，一副乡村私塾先生的模样。据联大学生回忆，刘文典一出场，就摆出非同反响的名士派头。届时早有一大批学生在图书馆前的广场上席地而坐，天尚未黑，讲台上已燃起烛光，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刘文典从容端杯饮罢一盏茶水，象征性地清清嗓子，而后霍然起立，有板有眼地道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未等台下听众回过神儿来，又颇为自负地接着大声道：“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说罢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起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与其唱对台戏的吴宓平时对刘文典的学问就极其服膺。据说刘文典曾宣称：“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共半个。”每当刘文典开讲《庄子》，吴宓等几位重量级国学教授经常前去听讲，刘文典见了并不打招呼，仍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望着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闻听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刘文典讲授诗歌，常常会摇头晃脑、浅吟低唱，讲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说：“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教室内，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刘文典曾在致胡适的信中大谈校对的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他的一位学生在上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身为一介书生，刘文典却极具血性。

1937年北平沦陷后，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很快附逆，并在冀东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刘文典大怒，先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毫不客气地把他赶走了。

日本人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刘文典出山，都被他断然拒绝，刘文典称“国家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为逼其就范，日伪组织索性派日本宪兵持枪闯入刘宅强行搜查，施以颜色。面对气势汹汹的日本宪兵，刘文典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套袈裟穿在身上，做空门高僧状，端坐椅上横眉冷对。他精通日语，面对日军呜哩哇啦的质问，却一言不发，明确表示“我以发夷声为耻。”

刘文典性格狂傲狷介，社会上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轶事，如脚踹蒋介石，奚落沈从文，都被人们津津乐道，后人却已难辨真伪。

但在其子刘平章眼里，刘文典却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他说，父亲很喜欢小孩子，小孩子也喜欢跟他玩，60多岁的人了，还和小孩子们在草坪上滚着玩耍。他对自己的学生也很爱护。“九九整肃”时，学生吴进仁被抓，刘文典得知后马上跑去警备司令部，说这是他的学生，警备司令部的人对他很尊重，还给他行礼，并立刻放了吴进仁。当年刘师培过世，也是弟子刘文典租了一条船，把老师的灵柩放在上面，亲自送回其故乡扬州安葬。

1949年冬云南解放后，刘文典于1956年1月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同年9月成为云南大学唯一的一级教授。云南大学还在王九龄故居专门为他准备了一间工作室，供他潜心撰写整理《杜甫年谱》和《王子安集校注》。可惜初稿刚刚出来，政治运动便扑面而来。刘平章回忆，“父亲白天挨批斗，晚上写交代材料，残酷的精神折磨严重摧残了父亲的身体。在这样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之下，父亲最终没能撑下去。”

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病逝于昆明。一颗学术巨星就此陨落。

（阳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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