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女孩》的前世今生

【我最得意的一部作品】

《工厂女孩》的前世今生

■ 丁燕                                                                                    有个问题一直深深地困惑于我：为何我以如此决然的方式脱离开故乡，为何偏偏是我到达异乡，成为迁徙者？而当我在故乡的既定身份在异乡遭到质疑和模糊时，我又如何费力地通过各种途径试图获得新的身份。这个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巨变，是我写作《工厂女孩》前后得以理解女工的情感基石。

在新疆，我是个囿于抒情的诗人，抵达岭南后，如何描述女工，对我是个挑战。因为我在2010年秋天的南迁举动带有突变性，所以事实上，我对我所到达的这片区域的地理、历史、民俗以及业已形成的文学流派，都所知甚少。在一片混沌和茫然中，我努力寻找着切入点。于是，那个想法便冒了出来——与其采访别人，不如自己去做。细细想来，当初促使我走进工厂的缘由，只是出于一种模糊的本能，完全匮乏精于世故的算计——我试图用最笨的办法来解决必须解决的难题。

在历经了找工作、进车间、住宿舍等系列工厂生活后，2012年，我开始写作《工厂女孩》。虽然敲打键盘的手掌还在剧痛，但我知道，“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我也不打算尝试。我完全无意参与宏大叙事。我的出发点就是“小”——小地方、小场景、小人物、小事件。但所有的“小”，都必是我所见、我所体验。我试图在个人化的情景中，对大时代进行惊鸿一瞥的打量。

在樟木头镇的宝山上，我那间小小的居所里，我陷入癫狂写作：每日至少五千字。写作过程异常顺利，几乎算得上酣畅淋漓，不带一点磕绊。我写了车间里工作的年轻女工，下班后住在瓦房里的老年女工，有着深刻矛盾的女工母女，怀揣菜刀的女工，试图通过学习摆脱命运束缚的女工，为抵抗边疆寂寞而置身喧嚣的女工，我甚至还写到三个不同类型的二奶，她们的前身皆为女工。对她们（包括二奶），我皆持着一种超越道德立场的同情，我的同情出于对生命本身的悲悯。我不只是为了呈现女工生活，我试图通过对女工的实写，来反观我们自身的命运，因为我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女工；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我们也许都会做出让自己变成二奶的举动。当我对人性进行挖掘时，我会感到自己并不孤独，因为每个人都不敢保证自己是完全纯净的，像酒精一样干净。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人都生活在体制内；到了八九十年代，单独的个体和整个体制之间有了冲撞，并因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滋生出尖锐矛盾。而这个流变和迁徙的时刻，正是新旧道德相互纠缠和更替的时刻。传统的伦理和价值观遭到颠覆，旧东西在崩毁，新东西在滋长。面对生猛的生活现场，人们总感到哪里不对劲，但置身其中时，又不致感到恐怖。2010年之后的我，亦加入迁徙大军，从新疆南迁广东。我和女工变得一模一样，成了那种“企图超越他出身的人”。如果没有了这个前提，即便我写出了《工厂女孩》，其韵味，也和现在大相径庭。

作家是要表达和现实的对应关系，但如果总是从实际情感出发，便无法体会到更加冷静的审美愉悦。故而我不喜欢那种呈现出明确善恶的写作。我希望我的作品更现代，能赢得当代读者的认同。而走向现代的第一步，便是在思维方式上“去道德化”：过滤掉简单的是非善恶，使貌似神圣的、有着强烈道德律令的写作向下运动，不再那么强调主题，让故事自身给予它所能给的，让读者汲取到他所能取的。

写农民进城后的亚城市生活，并没有统一模式。每个作家的出发点不同，个人境遇不同，写作的趋向性便不同，但只要他的调式是严肃而深刻的，即便他用了貌似通俗的故事，都是可以行得通的。只要那种文学的气味还在。写《工厂女孩》时，我注重单个故事的完整性，整体推进的速度感，词语嫁接的陡峭，现场氛围的营造，以及首尾的连贯呼应。我喜欢用干净而犀利的语言，字词间充满信息量。我还借鉴了很多电影的表现手法：远景、近景、特写、长镜头。

我希望我的观念在作品中以弥散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无意贩卖底层苦难——我想表达的东西更晦涩。那种强烈的对阶级的同情，在我这里是不需要的，我需要的是一种间离：从现实的情感中抽离出来，建立起一个叙事人，由叙事人讲述他所经历的一切。这样的作品可以调动读者的理性，促使他去思考。我更在意普通人在现实中的具体选择，以及选择背后的困境，那些看不见的灰色暧昧，那些难言的困惑。我更在意人物之间的情感，他们的关系，他们和环境的张力。当我表达时，我力图用一种平等的视角，以相对客观的姿态来讲述。我希望文字自身能去说明，这比事先拟定好主题再去采撷证据要好得多。

我并不觉得《工厂女孩》是在写底层，不，它不过是呈现出当代中国一个普通二线城市的生活剖面。那种生活是很多人的常态生活。我很在意读者的反馈意见，无论他们说了什么，都清晰地显现出这样一件事：他们曾阅读过这本书。对我，这是最珍贵的奖励。当读者进入阅读时，能感受到作品的每一寸都是鲜活的，那才是作家最终的胜利。

2014年4月《工厂女孩》获第九届文津图书奖；2014年8月，又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奖和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2013年，当《工厂女孩》出版后，我开始筹划《工厂男孩》。我选定东莞樟木头镇的工厂路作为观察对象后，便搬进电子厂女工宿舍，夜晚去男工宿舍采访，白天反复行走于街道。从2014年年初春节后电子厂放鞭炮开工，到2015年年底春节前工人们买火车票准备回家，整整两年，我在工厂路耗尽了我的周末和假期。2016年5月，《工厂男孩》出版了。可以说，如果没有《工厂女孩》，一定不会有《工厂男孩》。2017年年初，《工厂男孩》获亚洲周刊2016年年度十大好书。

从16岁发表处女作至今，已过去了太多年。那个葡萄园中的女孩已变成了工业园旁的母亲，而我仍然在写。我渴望通过书写建构起一个小世界——我的世界。无论我身在何处，我的写作永远都是从葡萄园的根部开始的。葡萄藤在冬天被泥土埋起，到了春天“开墩”，再将枝蔓搭在架子上成长。对我来说，千里万里的路程，都是那根藤蔓的延伸。

——丁燕——

诗人、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哈密。著有诗集《午夜葡萄园》《母亲书》，诗论集《我的自由写作》，长篇小说《木兰》，纪实《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双重生活》《沙孜湖》等。《工厂女孩》获第九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第一名，新浪读书2013年“中国十大好书”；《低天空：珠江三角洲女工的痛与爱》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散文《断裂人》获百花文学奖散文奖；散文集《沙孜湖》获广东省“九江龙”散文奖金奖；散文《东天山手记》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工厂男孩》获亚洲周刊2016年年度十大好书。现居广东东莞。

本报拥有此文版权，若需转载或复制，请注明来源于中国政府采购报，标注作者，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