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雾霾公众自律价值远超烟花禁令

面对雾霾公众自律价值远超烟花禁令

■ 徐百柯

霾情紧急。1月28日，中央气象台历史上第一次专门针对霾发布预警。卫星遥感监测表明，污染带贯穿我国中东部，灰霾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以北京观之，本月连遭4次雾霾袭击，历史罕见。

面对雾霾，已有问题抛出：春节临近，若雾霾天仍然持续，届时是否该继续燃放烟花？至少在北京，也已有回应：据媒体报道，中科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环保专家们提出，春节如果北京遭遇重度以上污染过程，政府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减少甚至禁止烟花燃放。显然，问题和解决方案都绝不限于北京一城。

提出这个问题有价值，但寄希望于政府禁令，不妥。

我国不少城市都曾有过严格的烟花禁令，后来逐渐放开，或至少“禁改限”。这毫无疑问代表着我们行政乃至政治文明的进步，既是尊重公民权利，又对传统社会风俗保持了敬意。春节燃放烟花问题上，如果重回禁令管制的老路，将是一种退步。

然而在治理污染这个大命题下，燃放烟花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有违公众的根本利益。城市中雾霾不散，还有“人工霾”在后面等着——这是件多么恐怖的事情。所有人都恨这霾，但难道不该所有人都扪心自问一下，我和这霾有什么关系？我参与制造了一丝一毫没有？尤其是在燃放烟花问题上，外在禁令可以没有，内心的考量则不应该没有——咱自己的手能不能忍忍，别放了行吗？哪怕少放点儿呢？

我们同在一片天空下呼吸，我们当然有资格抱怨，也有资格问责：这里不对，制造了霾；那里不负责任，纵容了污染。但实际上，我们最应该也最有资格问责的是自己。反躬自问、反求诸己，这些不是遥远的传统道德教条，而是可以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个体根基。烟花鞭炮不能少放，因为那是文化传统。好吧，没错。内心对自我的道德要求呢？更是弥足珍贵的传统吧！

春节的烟花毕竟还只是短期问题，长期看，汽车尾气污染与城市PM2.5值有着更密切的关联。骂公车？好，可以。但还有呢？是不是还该反躬自问、反求诸己？我能为日常减少PM2.5做点什么，少开一天车行不行？多坐几次公共交通，甚至骑几趟自行车，行不行？

雾霾既然躲不过，那就把如何处置应对当做一堂公民课吧。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应该是公众内心和外在行为上有自我节制的社会。这种节制比政府禁令的管制更重要，也更具有持续的韧性和建设性。

（摘自2013年1月30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