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驱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

【业内探讨】

政府采购驱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

■ 王思鹭

政府采购作为需求侧的重要政策工具，通过市场牵引与政策协同，能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形成多维拉动。

作用机制与理论逻辑

根据外部性理论，新能源汽车产业兼具技术创新和环境效益外溢性，需要政府干预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采购创造稳定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的良性循环。同时，通过公平竞争激发全产业链活力，契合交易费用理论，降低信息不对称与寻租成本。

从作用机制看，政府采购主要通过三类路径驱动产业发展。

其一，需求拉动效应。2024年全国公务用车采购规模达301亿元，新能源汽车占比显著提升。财政部要求年度公务用车采购中新能源汽车占比不低于30%，形成稳定需求预期，刺激企业扩产和技术迭代。

其二，创新激励效应。政府绿色采购通过“信号—示范”机制促进技术升级。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企业每增加1个单位政府绿色采购订单，其绿色专利授权量提升0.344个单位，且规模越大创新边际效益随之递增。

其三，产业链协同效应。开放式框架协议采购模式倒逼本土供应链提质增效。如江苏省2024年新能源汽车采购项目入围的212款车型，95%零部件国产化，推动产业链本土化。

政策工具协同是关键机制。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形成“推拉合力”：补贴初期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后期引导创新；税收优惠降低边际成本，提升研发投入。财政部试点全生命周期成本评估，促使企业从单一产品竞争转向系统解决方案竞争。此外，政府采购与营商环境交互效应显著，市场化指数每提升1%，政策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增强0.264个单位。

差异化机制设计需兼顾产业特性。上游原材料企业适用税收优惠，中游制造环节采用补贴与采购组合，下游充电服务依赖政府采购培育初期市场。政策工具与产业生命周期匹配，成长期侧重规模扩张，成熟期转向质量竞争。

发展阶段与效应分析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演进是政策工具与市场机制动态耦合的过程。基于庇古税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政府采购通过需求锚定、技术倒逼和产业链协同，推动产业从“政策引导”向“市场主导”过渡。

试点阶段（2015年—2018年）：需求锚定与技术倒逼。试点阶段旨在破解新能源汽车“市场失灵”困境。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或优先采购政策形成规模化订单，降低企业技术研发风险。数据显示，政府采购订单量每增加1%，新能源汽车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显著提升0.191%。技术标准倒逼企业突破核心瓶颈，如2017年《绿色产品评价标准》将动力电池循环寿命门槛提升至欧盟标准的1.33倍，迫使企业研发高镍三元材料，推动电池能量密度年均增长13.8%。此阶段通过“需求规模—技术标准”的双向约束，转化环境治理目标为企业技术升级压力，与政府绿色采购中通过标准设定引导供应商改进的实践逻辑一致。

推广阶段（2019年—2021年）：补贴驱动与基础设施协同。推广阶段的核心矛盾从技术突破转向市场渗透。财政补贴缩小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成本差距，2019年中央补贴使私人消费占比从35%跃升至70%。充电桩PPP模式弥补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形成“需求扩张—基建完善—消费激活”的正反馈。此阶段采用“庇古补贴+产业链协同”组合，提升产业配套能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

成熟阶段（2022年—2023年）：标准输出与市场化工具。成熟阶段的政策重心聚焦国际竞争力。2022年我国动力电池全球市场占有率达37%，技术参数成为东盟采购标准，得益于早期强制性标准。政策工具从直接补贴转向“标准+市场”双驱动：通过区域规则互认推动标准国际化，如《中国—东盟新能源汽车标准互认合作备忘录》；引入碳交易、绿色信贷等市场化工具替代补贴，使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58%。此阶段构建了“技术标准—市场准入—全球竞争”传导链。

  政策演进的逻辑主线与产业效应：三阶段政策遵循“外部性内化—产业链协同—国际竞争力跃迁”逻辑。试点阶段解决外部性补偿，推广阶段激活市场规模效应，成熟阶段构建全球竞争秩序。调节效应模型显示，媒体监督降低信息不对称，强化政策效果，尤其在国企和商用车领域。

这一演进路径表明，政府采购不仅是短期需求刺激的工具，更是重塑产业生态的系统性制度创新。未来，需进一步借鉴国际经验，如欧盟绿色公共采购体系的区域规则互认机制，以及强化供应商环境绩效评估，持续优化政策工具。

现实挑战与矛盾分析

——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显性补贴和隐性门槛（如量身定制招标标准）分割市场，导致市场碎片化、企业规模小、竞争分散，削弱创新能力。2022年销量前十的车企中，超半数年销量不足10万辆，面临“增收不增利”困境。

——供应链安全与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完整但关键原材料与核心零部件仍依赖进口，锂、镍等矿产资源储量低，国际物流受阻易引发价格波动。在技术层面，我国新能源汽车专利总量，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近半，但芯片、高精度传感器等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少，区域环境差异凸显技术适应性不足，合资车型核心技术依赖外方。

——政策执行偏差与利益协调。国家政策在地方执行中存在选择性落实，如在新能源汽车招标中变相排斥外地企业。财税分配机制不合理，生产地政府获益多、使用地承担成本，加剧地方保护动机。行业协会与产业集群本应促进技术外溢与合作，但部分区域因同质化竞争陷入低端产能重复建设的境地，难以整合创新资源。

政策优化与实施路径

——构建分层政策体系，强化市场预期。根据产业发展阶段实施动态化采购策略：培育期批量采购纯电动公交、公务用车等公共领域车辆，为企业提供技术验证场景；成长期升级采购标准，纳入智能网联技术，推动企业从基础性能向品质化需求转型。建立长效采购机制，如明确五年期公共车辆新能源替代比例，稳定市场预期。

——打造全产业链协同生态。以政府采购为纽带强化产业链协同：纵向设定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要求，促进本土企业与整车厂深度协作；创新“主供应商+配套企业”采购模式，培育中小企业；优先采购产业集群产品，利用外资项目技术外溢，加速形成“研发—制造—应用”生态。

——优化竞争环境与资源配置。打破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采购市场，引入外资企业参与竞争，利用“鲶鱼效应”倒逼本土企业技术升级。创新融资模式，通过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充电基建等领域，如在充电桩建设中采用BOT模式（“建设—经营—转让”模式），形成“政府定标、企业建网、用户受益”的良性循环。

——放大示范效应，培育多元市场。利用出租车等高频使用场景展示新能源车型节能优势，将充电桩配建纳入基建标准。针对区域差异精准采购，如在东北采购耐低温车型，或借鉴五菱宏光MINIEV经验开发细分市场。

——建立动态评估与国际对标机制，提升政策效能。构建多维评估体系，定期发布产业效应白皮书，量化政策效果。根据产业阶段设置差异化考核指标，加强国际对标，借鉴欧美电动车辆采购经验，参与ISO标准制定，推动我国优势技术等标准国际化，提升全球产业链话语权。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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