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高考分省划线录取溯源

【谈古论今】

现今高考分省划线录取溯源

■ 刘年贵

高考是现今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高考因地区不同，其难易程度和录取比率也就存在着差异。此现象并非现在才有，早在几百年前的明朝就出现过。明初朱元璋时期的“南北榜事件”直接推动了按地域划分录取分数线这一制度的形成并付诸于实施。

洪武三十年（1397）春，朱元璋举行了他此生中最后一次科考。为了显示对此次考试的重视，特命刘三吾为主考官，白信蹈为副主考官来主持考试。刘三吾，湖南茶陵人，翰林学士兼东宫太子老师，《明史》赞曰：“三吾博学，善属文。帝制《大诰》及《洪武范注》成，皆命为序。”且刘三吾与汪睿、朱善并称为“三老”“国之至宝”。由此可见刘三吾在朝廷的地位和影响，也从侧面说明了朱元璋对他宠爱有加，信任有加。

然而等三月初五放榜，从榜首宋琮到榜末的刘子信，都是南方考生，北方举子竟无一人上榜！更让人吃惊的是，后面的殿试将福建闽侯一陈姓考生定为状元，这更激怒了北方举子，他们认为主考官和副主考官都是南方人，有意偏袒南方举子，“三吾南人，私其乡。”朱元璋让翰林院侍讲张信复查考试，可是张信复查得出结果与前面一样，这下引起了北方官员的不满，他们诬告张信暗中勾结刘三吾，故意进呈北方考生的劣等试卷迷惑皇上。

朱元璋大怒，严令彻查此事，主考官刘三吾定为“蓝玉余党”，发配边疆。白信蹈及复查官张信等一众考官二十多人皆凌迟处死。陈姓状元被问斩，给他和探花刘士谔所定的罪名是“不行明白，用笔批直，有惑圣览。”所选贡士全部罢黜。

是年五月，朱元璋亲自阅卷，选定了61名贡士。从第一名河北的韩克忠，第二名山东的任伯安，直至最后一名上榜考生，全是北方人，朱元璋有意让南方举子无一人上榜。这下总算平息了北方举子们的不满。这就是有名的“南北榜事件”，因其发生在春夏之交，故而又称“春夏榜之争”。

“南北榜事件”其实就是朱元璋在皇权政治直接干预下亲手炮制的冤案，并非考官们徇私舞弊之举。就拿刘三吾来说，此时已是85岁高龄，且位极人臣，“万千宠爱于一身”，该有的荣华富贵已经有了，没必要以身犯险。再说刘三吾本是茶陵人，而湖南只有一人上榜，于情理也说不通。更何况刘三吾品行端正，性格耿直，史书赞他“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至临大节，屹乎不可夺。”他绝不可能干这龌龊之事。造成南方考生绝对优于北方的重要原因是南方战乱较少，经济、教育遭受摧残相对就小。根据相关资料统计，这种差距一直存在着，“明朝各科状元共89人，其中南方籍的75人，占总数的84.3%”，就是洪武、建文、永乐各个时期诞生的进士人数，也是南方绝对多于北方。

基于这种状况，杨士奇于洪熙元年（1425）向仁宗提出了南北分卷建议，他向仁宗皇帝建议当年会试：“取士不过百名，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后又在南北区之间加了中区，“以百名为率，南北各退五卷为中卷”。可是当年仁宗驾崩，此建议并未实施。直至宣德二年（1427），宣宗正式开始实施南北分卷考试，并将此作为明代科举定例。

很显然，“南北榜事件”无非是朱元璋借科举笼络人心，维护统治的手段而已，其理由有这几个方面：其一，明朝建立之初，残元势力常常袭扰明朝北边，加之当时有不少士大夫心念故元，不肯与明朝政府合作，以致出现了文人“多有不欲仕者”“以不忘故国也”。如果朝廷处理不当，这些士大夫就会与残元势力遥相呼应，里应外合，直接危及明朝统治；其二，纵观元代政策，“各地选三百人赴会试，中选者一百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人。另外会试的三百人中，汉人和南人也是各占七十五名。”这相比明初科举入仕，北方“汉人”在元代入仕机会远远大于明初，所以作为统治者的朱元璋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他也曾忧心忡忡地表示，“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颇欲以假科举名以笼络之”，并非真正“为国选才”。

当然，“南北榜事件”并非一无是处，它既笼络了北方读书人的心，又促使北方教育有了明显的发展，“无地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并且推动了明代科考分区选拔人才制度的确立。更重要的是，之后国家因地区差异，而制定不同标准和政策来选拔、任用人才。这也为当今高考分区命题和划定录取线提供了先例和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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