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漾文化穿越意味的古代书院

【文化杂谈】

荡漾文化穿越意味的古代书院

■ 伦立飞

书院是古代私人或官府设立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唐宋至明清时期最盛。中国自宋朝以来就有“四大书院”一说，但究竟哪四所书院可以称得上“四大”，说法不一。普遍认可的说法是：河南商丘南湖畔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岳麓山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嵩山的嵩阳书院，江西九江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书院，是传播学识、探究学问的所在，既是名流学者讲经论道的场所，又是文人墨客神往的去处。在那里，书声朗朗，墨香阵阵，流淌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它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中，启承转合，自由流畅地衔接着各种文化流派，成为时代文化的有效载体和价值符号。

应天书院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出类拔萃，百余名学子科举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应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之邀在此任教，其显盛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岳麓山上的岳麓书院，是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门庭前悬挂有一楹联，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块令人骄傲的文化招牌，可谓实至名归。这座书院培养出的人才中，有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杨昌济、程潜等人，都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因坐落嵩山之阳而得名。南宋时嵩阳书院因战乱废损，直到清康熙年间重建。在学识传播上，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朱熹等也曾受邀在此讲学，嵩阳书院因此成为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唐代。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相传，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为南康郡守时，重建院宇，在此亲自讲学，并吸引了许多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此讲学，白鹿洞书院因之名声大振。

在中国古代，诸如“四大书院”的书院繁荣现象，是有其历史渊源和时代需求的。那个时候，书院的存在，足以让社会贤达在理想与现实的对峙中，找到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的同时，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与鼓励，书院既理性地认可着现实统治，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自由和学术方向。通过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物理，讲求道德规范，激发人性中的真、善、美。正如朱子所说“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或“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可以说，古代书院，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营造出难得的学术氛围。为此，统治者对书院多有褒奖，学者也拥有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学术平台。

古代书院多建于山林名胜所在地，是受了佛教“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影响。书院选择的环境，常常是山环水合，或泉清石秀，或古树参天，或茂林修竹……可谓“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如此僻静优美、清邃秀丽的去处，自是最宜于学业传授和学术研究的。同时，古代书院建筑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表现为严谨朴素不奢华，含蓄内敛有层次，色调淡雅而丰富，具有不可忽视的人文魅力。

古代书院，不持门户之见，不死守师从学说，广泛开展学术论辩。正是在一论一辩之间，思维才有了突破口，社会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如岳麓书院的“会讲”制度，让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论辩，平等交流，旁听的学生聆听着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该是多么美妙、多么快乐的事情啊。再如嵩阳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所谓“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与此同时，书院还采用“问难论辩”式教学，启发学生的思辩能力。时至今日，所有这些，不啻为值得提倡的教育教学方式。

可以说，中国古代书院文化是极有分量并且耐人寻味的，正是这些耐人寻味的书院文化，才让中国古代书院有了继往开来、溯古通今、荡气回肠的文化穿越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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