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烛光

【散文】

远去的烛光

■ 傅兴奎

1978年初夏，刚刚恢复高考的中国，迎来了“文革”后第一次高中升学考试。虽然没有人在我面前提出过明确的要求，但我心里明白，自己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考上宁县一中。

麦捆躺在大场上，还没开始打碾，榜示就出来了。姐告诉我：你是正取生里面第八名。我高兴得差点没晕过去。姐又说，正取生前头还有三十名优等生，我一听，情绪立马像被霜杀了茄子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精神起来。

进尖子班的希望成了肥皂泡，好在我们二班也是成绩靠前的快班，且带课老师和尖子班的基本一样，所以，郁闷了不长时间之后，我又变得释然了。

开学典礼是在操场西边的土台子上举行的，除了开学后的工作安排，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就是为“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老师们落实政策，当王德泰校长宣布完为权礼等23名老师平反的决定时，全场发出了暴雨般的掌声。大家心里明白，这些受迫害的老师，恰恰是校园里学识最渊博思想最活跃的老师。

重新回到教学岗位上的老师们迎来自己人生的又一个春天，刚刚入学的我们成了这个春天最幸福的受益者。

刚回到学校不久就被任命为校长的权礼老师是一个非常让人尊敬的长者。他对教育有着自己的理解。记得有一次，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在教室里开夜车，让学校的值周老师抓到了。第二天上操的时候被学校领导点了名，弄得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在熄灯后去教室里学习。过了一段时间，老校长到我们班上检查自习时明确地对我们讲：一般人其实都不是天才，要想取得好的成绩，就得从勤奋开始，我赞成学习成绩赶不上去的同学在课外学习，不开夜车你成绩赶不上，再遵守纪律也是白搭。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担心过因为开夜车而受到学校的批评。

三十多年过去了，同学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除了依恋那段时光之外，也特别怀念那些教育我们成长的老师。当年的那些老师当中，对学生严厉者居多，像当过我们班主任的米维泰老师、韩廷章老师、杨重礼老师，带过我们俄语的李生辉老师，现在谈起来大家仍然心存畏惧。米老师表面厉害，但从不算后账。有次中考复习时，我和几个同学在六角楼下面用青草拨着蚂蚁在土里玩，当场就被老师踢翻在地，并且就地罚站了一个下午。1993年，米老师来西峰和我一起监考，当我谈到当年他体罚我们的往事时，他一件都想不起来，只说当年的我们确实很调皮。

因为在文科班数学成绩相对不错的缘故，脾气暴躁的杨重礼老师一直对我这个当学习委员的学生很器重，很多同学私下都说老师偏心眼儿。不料，在我去领高考通知书那天，杨老师对我的态度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子，他非常激愤地把通知书扔到我面前，然后责问我这成绩是怎么考的。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作为学生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跟自己的母校告别。时隔多年，一想起老师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神情，我就觉得无限愧疚。

相比之下，曹惠老师、张炳银老师、王万胜老师则要亲和得多。高考的前一周上俄语课的时候，我们几个从教室溜到操场上背政治，结果被曹老师揪着耳朵抓回到教室里。张老师是全县有名的历史教学权威，可他在我们面前从不摆架子，他写的教案和粉笔字虽然形体很小，但看上去很有力道，他上课的时候喜欢背着手在过道里边走边讲。王老师喜欢和同学们下棋，班上很多同学都找他较量过。有一次，王老师和我们几个打赌玩，我们偷了他的一个炮和一个马，最后还是输了，得意的王老师咧着嘴直笑我们臭棋。

作为一个以中文为最终学业的普通学生，我对教过自己的几位语文老师一直充满了感激之情。杨西兴老师是我的乡党，下放农村劳动时因为说书很受乡人敬重。杨老师脾气耿直，尽管经过了那么多的运动，但说话做事还是老样子，这与他所擅长的古典文学很不相称。杨老师上课容易受情绪影响，高兴的时候，可以一连给我们背一节课的唐诗，一说起老师们的记忆力，同学们没有不服他的。

高二第一学期，我们的语文课本变成了全国通用教材，语文老师也换成了教研组长孙仲明。孙老师是我在一中遇到的第一位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他的惟妙惟肖的讲述风格，让我们真正领教了什么叫如坐春风。他漂亮的粉笔字一直是我们模仿的范本，直到现在我们很多同学的钢笔字里仍带有明显的孙体风格。

当过战地记者的陈于思老师性情一点也不像军人，四川籍的他不管是说话还是讲课总是细声细气的，因为他在写作上取得的成就，同学们格外敬重他。陈老师脾气很大，但很少给同学们发过。复读班那年冬天，同学们在课间打雪仗，结果把雪球扔到了黑板和讲桌上，看到教室里乌七八糟的样子，陈老师非常生气，站在讲台上把我们训斥了半节课，此后，大家便很少敢在陈老师面前放肆了。

大抵是缺少气氛渲染的原因，我们对陈老师纯知识型的课文解读法不是很适应，因此，陈老师上课的时候，打瞌睡的同学居多。于是，有同学就私下说，陈老师是茶壶里煮饺子，有东西倒不出来。十多年后，成了语文教师的我作为观摩者，和同行们一起研讨老师的公开课时，才算真正听懂了老师的语文课。

回首那段时光，学习紧张，条件艰苦，却并不影响校园生活的色彩。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课外活动时间，也是校园里最热闹的时候，篮球、排球、体操、拔河，不管什么活动都有老师指导。在我们的心目中，所有的体育老师都有自己的绝活。黄启民老师在木马上做的体操动作，像燕子一样轻捷和灵活；平时看上去有点驼背的王万胜老师，一上排球场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活跃；吴伯孝老师的投篮动作经典而又准确。

在当时的一中校园里，最活跃的班级莫过于有特长生领衔的文科班。我现在还能记得高秀珍老师教大家唱歌时的情景，她婉转的歌喉、优美的琴声，把我们对音乐的热情调动到了极致。在她的调教下，班上好几个文化课没希望的同学通过音乐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专业。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些平凡而琐碎的生活已经渐渐走向遥远，可一旦我们打开回忆的闸门，往事就会像潮水一样重新奔涌到我们的面前。那白墙青瓦的校舍，那一眼望不到边的操场，那浓荫蔽日的大槐树，那弥漫着传奇色彩的六角楼和福音堂，还有那些走向年迈或已经离开我们的师长，强烈而又深刻地刺激着我们的记忆，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宁县一中已不单纯是我的母校，而是我灵魂依偎的故乡。

在一位朋友的散文里，我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很经典的话：贫穷后来成为一盏灯。现在想来，我们当时的校园生活确实不是非常丰富，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从来就没有苍白空虚过，就让我们把它作为一盏灯吧，虽然是荧荧烛光，却足以照亮我们每个人的一生。

（作者系甘肃省作协会员，现就职于甘肃省庆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办）

本报拥有此文版权，若需转载或复制，请注明来源于中国政府采购报，标注作者，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