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陈垣

知大师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十七

“国宝”陈垣

胡适：“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陈寅恪：“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中的北平。一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几个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主楼看书画展，偶然凭栏，望见日军趾高气扬地走过。陈垣沉默不语，片刻，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热泪盈眶。

抗战期间，其他高校纷纷南迁，辅仁在沦陷区孑然屹立。辅仁虽因其教会背景未被日伪接管，但同样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干扰。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辅仁争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课本，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门不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这“三不”一直坚持了8年，辅仁大学后来也因此成为沦陷区内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唯一一所大学。

8年里，陈垣闭门研究，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在这一时期，他写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7部专著。而最能体现他深明大义、崇尚名节思想的著作，则是那部《通鉴胡注表微》。南宋史学家胡三省，宋亡后坚决不做元朝的官，隐居山中，倾注全部精力，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做注解。陈垣亦以此阐发胡三省在为《通鉴》作注时隐藏在注文中、当时不便明言的爱国思想。

陈垣，字援庵，1880年生于广东新会一个医药世家，6岁至广州读书，18岁赴京应试不第。他本人回忆，19岁后“一面教书，一面读书。当时读书，就是想研究史学。中间有几年还学过西医，办过报纸，但读书和教书从未间断，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过好几遍。可惜《四库提要》所著录的书，许多在广州找不到。辛亥革命后重入北京，当时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移贮京师图书馆，因此可以补读从前在广州未见的书。如是者十年，渐渐的有所著述”。

1917年，38岁的陈垣发表第一篇学术著作《元也里可温考》，开辟了宗教史研究领域，当即震动学界。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公开发表后，蔡元培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1922年胡适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1933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离开北京时，亦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陈寅恪则在序文中评论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又说：“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作为史学大师，陈垣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据学、校勘学、历史文献学上独创甚多，学术建树影响至今。作为教育家，他从教74年，从传统私塾老师到现代大学校长。

1923年起，陈垣开始在燕京大学任教，初为讲师，1927年升为教授，同时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29年，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逝世，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陈垣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垣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其时他已在辅仁大学任职。1925年9月，辅仁大学的前身北京公教大学成立，马相伯、英敛之共同推荐陈垣任该校副校长兼主讲教师。1929年6月，辅仁大学立案完成，陈垣正式出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6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辅仁校园也被划为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71年6月去世。

陈垣强调治学无捷径，他唯一的体会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恒。有4年时间，他因为每天都很早起床编《中西回史日历》，苦心设计简明方便的表格，结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面，这对于一个广东人来说非常痛苦。他60多岁研究佛教史时，因为需要参考的一部典籍贮藏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方，多年无人进入，蚊虫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宁一进去就是一天。

所以，“文革”中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工作被迫停止了。一次，和曾庆瑛谈到书籍的出版问题时，他很不高兴地说：“现在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让我等死么？”

陈垣一生育人无数，最能体现其为师风范的是他和启功之间的佳话，启功对此多有记述。

“我是一个中学生，因为生活困难，等不得逐步升学，一九三三年由我祖父辈的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拿着我的作业去介绍给陈垣先生，当然意在给我找一点谋生的机会。傅老先生回来告诉我说：‘援庵说你写作俱佳。他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

初见他眉棱眼角肃穆威严，未免有些害怕。但他开口说：‘我的叔父陈简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其实陈先生早就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封建的科举关系焉能那样讲求？但从我听了这句话，我和先生之间，像先拆了一堵生疏的墙壁。

我见了陈老师之后不久，老师推荐我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一班‘国文’。过了两年，有人认为我不够中学教员的资格，把我解聘。老师知道后便派我在大学教一年级的‘国文’。

陈老师的客厅、书房以及住室内，总挂些名人字画，最多的是清代学者的字，有时也挂些古代学者字迹的拓片。客厅案头或沙发前的桌上，总有些字画卷册或书籍，这常是宾主谈话的资料，也是对后学的教材。他曾用三十元买了一开章学诚的手札。章学诚的字，写得非常拙劣，老师把它挂在那里，既备一家学者的笔迹，又常当作劣书的例子来警告我们。”

陈垣善行书，如启功所言：“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永远那么匀称，绝不潦草。”

陈垣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看电影，连茶也不喝。虽然收入不菲，但生活节俭，最大的花销就是买书和字画。1971年他离世的时候留下大笔财富，全部捐献给国家，包括4万多册图书和几百件文物……

2002年9月8日，两座铜像在北师大落成。一座是孔子铜像，另一座就是北师大老校长陈垣全身像。

（阳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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