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光”马相伯

知大师之大 仰高山之高系列之五

“国家之光”马相伯

邵力子：“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于右任：“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中共中央：“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马相伯：“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他是复旦大学的创办人，他发起并协助创办了辅仁大学；他是南京市的第一任市长，他应蔡元培之请临时担任过北大校长；他被尊称为“救国领袖”，他曾致信蒋介石营救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出狱……

他是马相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中之瑞。

1840年，马相伯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书香门第。父母信奉天主教，马相伯生下不久便接受了洗礼。幼年启蒙，先读天主教经典，后习儒家典籍。

1851年12岁时，马相伯只身来到上海，入法国人的天主教会所办学校圣依纳爵公学（后改名为徐汇公学），继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

14岁时，马相伯即被任命为文学和经学课助教。他对数学也十分着迷，据他回忆，“研究数学，几乎发了狂，夜间睡觉的时候，仰视帐顶上，都隐隐约约、闪闪灼灼地出现了许多数字，梦中也发现四处都是数字”。

1870年，31岁的马相伯以特优通过耶稣会考试，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司铎神父，第二年，任徐汇公学校长。

然而由于和外来神父的冲突，同时也由于受到李鸿章赏识想要做更大的事情，1876年，马相伯下定决心，离开耶稣会，投身政治。他把整个壮年生涯，全部贡献给了清朝的洋务事业，也浪费在一项失败的事业当中。

对政治心灰意冷之际，两件事情像最后那根稻草，终于压垮了他。    1893年，马相伯的妻子带着大儿子回山东老家探亲，死于海难；两年后，他母亲沈氏去世，临终时说，“我的儿子是神父，你既已不是神父，我亦不认你是我的儿子。”

1897年，马相伯决定重返教会，尚未成年的一儿一女交给教会保育，自己则回到徐家汇隐修，潜心于天文度数的研究和译著，助其弟马建忠著《马氏文通》。

他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于1900年将继承自长兄的松江、青浦等地三千亩田产捐献给耶稣会，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且立下字据，“自献之后，永无反悔”。

1901年秋天，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找到马相伯，希望跟他学习拉丁文。马相伯说，你已人过中年，一个人学没用，最好在学校中选择一些比较优秀的青年学生到这儿来学，更为有益而切于实际。蔡元培深以为然，于是找了24名学生，跟马相伯学习。除了拉丁文，马相伯还给他们讲授法文、数学和哲学。日后这些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一样名声赫赫：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均成为中国近代史中可圈可点的人物。

马相伯的教学声名远播，各省有志之士，远之如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皆不远数千里跋涉而来。于是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震旦学院应运而生。“震旦”一词出自梵文，意即中国，在英语中，亦有黎明、曙光的含义。学院于1903年开校，具有西欧专科学校的性质。马相伯同时提出三条办学原则：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梁启超获知此事，欣然写道：“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然而1905年春，耶稣会以让马相伯“养病”为由，委任法国神父南从周为总教习，改变办学方针，另立规章。学生大哗，摘下校牌，全体退学。看到退学学生的签名簿，马相伯老泪纵横，他冒着再次和教会决裂的风险，决意站在学生一边。

马相伯决定再办一所新校，这一想法立即得到学生们的一致响应。于右任建议取名“复旦”。“复旦”二字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在自强不息；另外，“复旦”还有不忘震旦之旧，更含复兴中华之意。马相伯听后，立刻表示赞许。然后，他诚邀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熊希龄等28人担任校董，筹集复旦建校资金。两江总督周馥也拨出官银两万两，并出借吴淞提督衙门作为复旦的临时校舍。

1905年9月14日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

而震旦学院，也于同年重新开课。1908年震旦学院打算迁往别处另建校舍，马相伯仍捐款4万元，把自己名下、地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八处地皮悉数捐出，募得10万多元，购置卢家湾吕班路的土地103亩，提供给震旦学院使用。

此后，马相伯又参与了另一所著名学府辅仁大学的筹建，并应蔡元培之请临时担任过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

“九一八”事变，马相伯已是年过九旬的耄耋老人，事变后第三天，马相伯即慷慨激昂发表抗日言论：“噩耗传来，天地变色！国家危难至斯，诚达极巅……虽自顾老迈，亦愿勉励负一部分责任。”从1932年11月起，他连续4个月发表国难广播演说计12次。他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在上海土山湾的居所“绿野堂”，成为国人抵抗意志的著名象征。“七七”事变后，他亲自致信蒋介石，营救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出狱，并发表《钢铁政策》广播演说，呼吁国人誓死抗击日本侵略。

正如他的弟子、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都在此。”

1939年4月，马相伯百岁诞辰之际，国民政府为他颁发了“褒奖”令，赞他做“爱国老人”，中共中央亦发来电贺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1939年10月20日，马相伯得知湘北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此后病势加剧，11月4日溘然长逝。

临终前，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问她：“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此一问事出有因。1914年马相伯之子君远病故，学生们鉴于马相伯毁家兴学，家无余资，遂筹集万元为其寡媳、幼孙作教养费，马相伯却托人将这笔钱移作启明女子中学（今上海市第四中学）的教育经费。

“一老南天身是史。”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马相伯出生；1939年，抗日战争仍在持续，马相伯逝世。从一场战争到另一场战争，这就是马相伯的个人史。百年间，他留下的是一所享誉中外的大学和一个高山仰止的背影。

马相伯逝世后，他的弟子于右任敬挽一代名联：“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而马相伯自己在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却是：“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阳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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