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采电商标准化：一场科学与艺术的融合

互联网+政府采购：一场姗姗来迟的约会系列谈⒆

政采电商标准化：一场科学与艺术的融合

■ 张纪雄

涌现各地的政采电商，让人眼花缭乱，但若要做个横向比较，几乎很难从中找出两个完全相同的“成品”——要么模式不同，要么范围有别，要么规则迥异。市场本就追求多样、多变，不同厂家的同类产品也不可能都搞成一个样，但要保证多样而不走样、多变而不乱变，遵循共同的秩序和行为规则，是一个基本前提。当前政采电商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无疑就是如何尽早确立这个前提。

法制和创新的权衡

改革，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以“变法”为名存在的，顾名思义，就是法的改变。改革，牵一发动全身，不仅涉及法制、规则的变迁，还会触动管理方式与管理手段的演变。正因如此，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后，围绕改革与法治关系处理的争辩，几乎遍及各行各业。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信息化改革，“互联网+政府采购”的出现也不可避免地会触及这一议题。

事实上，现代信息技术在公共采购领域应用的法律冲突，也一直是国际政府采购领域密切关注的化题。被视为国际政府采购立法趋势风向标的联合国《公共采购示范法》，在其最近一次长达7年的修订历程中，围绕信息技术与公共采购冲突和互动的调研讨论，始终是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修法工作组认为，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已经使传统采购方式丧失了适应根基，必须在立法层面予以回应和调整。而最终通过的示范法文本新设一章，确立了电子逆向拍卖方式（即笔者此前专栏中所述的“拍买”）的法律地位。

反观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起草始于上世纪末，出台于本世纪初，那时的阿里巴巴马云名不见经传，京东刘强东还在围着中关村的柜台转，指望政府采购法超越当时的历史阶段，接驳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新的信息技术应用，显然不切实际。今年出台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虽然赶上了“互联网+”的风口，但作为政府采购法的下位法，也不可能期望它完全逾越上位法的框架。其中新增的一句“推动利用信息网络进行电子化政府采购活动”表述，已称得上条例层面上较大的立法突破了。

缺失了立法根基，政采电商实践非但不能获得应有的制度保障和驱动，还可能会触及法律红线，踩上雷区，引发争议。比如，面对政府采购法强调的集中，规定的程序，明确的采购方式，许多地方的政府采购部门都会发出这样的诘问：政府采购电商平台凭什么让采购人直接买，而不让集中采购机构代买?凭什么按新的流程走，而不按照规定的程序走？凭什么用竞价、反拍方式，而不用法律规定的五种方式……

正是因为凡此种种的 “法无授权”“法无明载”，不少地区的政采电商看似高歌猛进，实则是拘谨前行。有些地方搬出来了协议供货，在协议供货圈定的小范畴里做文章；有些地方则计划干脆连协议供货都不碰，直接划定政府采购法规定之外的项目。试想，如此的政府采购电商化，又能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上实现政府采购的互联网化改造？实在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无疑在于法律的适时调整，但修法之路往往艰辛而漫长，可以预判，在未来几年内甚至更长时期，法制和创新的权衡都将会影响政采电商的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然局限于法律字眼上的理解，盲目高举“法无规定不可为”的教条，那不过是形式与口号上的守法，所谓的创新也会是亦步亦趋。唯有真正把握“公开、公平、公众”的立法精神、立法原则，在政策层面创造性地确立创新应用的方式和尺度，才是实质上的依法，政采电商也才可能迈出真正的一步。

科学和艺术的融合

规则和标准，处在法规政策之下的执行层级，是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支撑，也是推广应用最大的难点。政采电商由于横跨越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两大领域，其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是难上加难。

相比传统的财政、财务业务，政采电商规则和标准制定不仅需要精通计算机科学、具体业务模块以及与之关联的业务模块，可能还需要熟悉公共管理、法律、会计、金融、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和实践。特别是在当前用户体验驱动电子商务发展的潮流下，传统行政部门常用的“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标准制定方式，已经明显不再适用。这时的标准制定，已不再是单纯自上而下的管理需要，还需要更多地顺应和遵从用户需要。这就是时下人们常说的用户思维。它要求标准的制定者真正走出办公室，尽可能多地汇集用户需求。而政府采购电商用户的范畴足足覆盖了监管部门、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以及社会公众五大群体，收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同时，政府采购业务涉及财政内部与预算、支付、资产管理的数据衔接，又涉及外部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等的数据交换，还涉及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数据共享，就好比多个肤色、相貌不同的民族，只有具备了共同语言，才能实现无障碍的信息沟通。而数据交换和开放标准就是这种共同语言。可以讲，在整个标准化体系的角色安排，业务标准是基础，而数据交换和开放标准才是核心。但站在政府采购角度，环视上下周围，各类系统和软件应用林林总总，标准也不尽相同，难不成要让它们都推倒重建？因此，采用怎样的标准才能实现彼此互联的同时又不造成浪费，显得尤为关键。

所以，标准化的内容繁杂，至少包括：采购需求、采购预算、采购计划、商品目录、供应商信息、采购人信息、采购代理机构信息，交易明细、支付明细。而这其中的核心就是交易信息，搞定它，其它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标准化过程还面临着一个最大的天敌，就是个性化需求。各地政采电商五花八门，也正是由于需求的不同所致。政府采购发展的十余年来，区域发展不均衡是主要特征之一。所谓省有省情，市有市情，县有县情，同一项制度由于各地实际情况不一样，理解不一样，执行操作也会存在较大差别。无论是立法、政策制定，还是信息化等其他工作，都不得不充分考虑地方适应性的问题。

业务和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政采电商标准化过程像是一次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它需要科学的大脑，精确制导，统一度量衡，以使不同地区的信息共享互通；它也需要艺术化的处理能力，寻求共性和个性的平衡，最终找到各方均能适用的最大公约数，以避免造成“有了标准却难以落地”或者“有标准不如无标准”的后果。而最艺术的处理方法，就是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将他们试验过的标准规范，在国家层面进行认可，这样，既鼓励了创新，又实现了统一，两全其美。

长远和现实的统筹

除了本身固有的痛点外，秩序、规则和标准的确立过程还充满了各种外部的“不可抗力”，比如，长官意志的变迁，组织能力的不确定性等等，但这些都相对次要，更大的不可抗力是时间。

正如，当苹果、三星、华为等手机品牌飞速取代摩托罗拉、诺基亚成为主流时，围绕非智能手机订立的标准也便形同虚设了，而这种取代过程甚至连5年都用不了。同样，当市场化主流技术完成新的升级后，与之相关的网络基础设施标准、信息安全标准和管理标准可能都会发生变化，而这个周期公认的数字是18个月。

时代变革的速度，技术革新的速度，已经对公共政策、规则标准等制定的思维和路径提出了挑战。过去那种“政策不出则已，一出管十年”的思路，在许多领域都不存在现实土壤，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所倡导的快速迭代、动态优化。就好像互联网时代的产品开发一样，政策标准的制定也完全可以采用“开源”“协作”“敏捷”的方法，将概念版、原型版、内测版、试用版等理念应用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来。

面对种种障碍与难点，适应政采电商发展的政策、规则、标准，也不可能指望一蹴而就、一树常青，它的未来走向注定是在统筹长远和现实的基础上，先易后难，从0到1，不断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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