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牌”公开招标 PK商誉价值

破解协议供货质次价高·走进北京（下）

“停牌”公开招标  PK商誉价值

■ 本报记者 戎素梅 乐佳超

在北京市协议供货批量议价模式中，协议供货、批量集中采购、批量议价的内在关联是什么？与其他地区的批量集中采购改革相比，此种模式有何特点？ “停牌”公开招标，能否实现最初的制度设计目标？采购人自主选择品牌型号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采购理念……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渐渐找到了答案。

破局之举实现集采“蝶变”

近来年，政府采购因“质次价高”一次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被否定、被质疑。且不论质疑真实与否，纵观全国政府采购行业，通用类商品协议供货项目——这个被用来“以偏概全否认政府采购制度的论据”，虽然只占采购规模非常小的比例，却牵扯了多数集中采购机构相当大的工作量，甚至有个别地方出现放弃协议供货的做法。

这种困窘，也在北京市政府采购上演着。

“实行协议供货批量议价模式之前，协议供货的管理实施大概占我们工作精力的40%，虽然它的采购金额只占北京市集采规模的1/30。”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相关负责人直言不讳。为打破这一困局，该市在现有协议供货框架内吸收了批量集中采购的规模优势，在型号固定的基础上，通过汇集采购需求、向厂家议价、采购人自主选择品牌型号三大环节，力争实现低价、高效、优质的目标。

由于协议供货批量议价涉及协议供货、批量集中采购、批量议价三个概念，上述负责人详细介绍了该模式的整个流程：

第一步，在协议供货框架下，两年内公开招标一次，以确保所有入围协议供货的品牌型号都是主流产品。

第二步，以一个季度为时间单位，组织专家论证，以协议采购当期入围产品市场价格（参考中关村电子指数价格）为基础，拟定各品牌入围产品不同批量价格的基础优惠幅度并公示，入围厂家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回复。

第三步，采购中心汇总当期各品牌型号采购需求量，需求量由采购中心根据历史销量预估的采购量（即50万元以下的零星采购量）和采购人申报的采购量（即当季50万元以上的采购计划）组成。

第四步，采购中心根据汇总的需求量，以及各厂家承诺的批量供货优惠幅度，再次组织专家论证，确定批量供货最终的价格并公示。

第五步，采购人根据采购中心系统公示的价格，自行联系供应商采购，具体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为50万元以上（含）且已列入采购计划的采购需求，采购人直接从所有入围品牌型号中自主选择。对于50万元以上（含）未列入当季采购计划的采购需求，又分为两种情况，如采购量小于当季汇总采购量的，可直接跟单；如采购量大于当季汇总采购量的，将由采购中心另行组织议价，价格还可能进一步降低。第四种为零星采购（即50万元以下的采购需求），可按零星采购的价格采购（此价格根据厂家承诺的批量优惠率再减少两个百分点折算确定）。

三大创新践行“三个服务”

“可以说，以量要价、‘停牌’公开招标、还权于采购人，是协议供货批量议价模式的突出创新点。”采购中心该负责人表示，这一模式与其他采购形式相比，主要有以下不同：

与单次采购相比，此种模式汇集了全市采购需求，以量压价，价格更低。此外，低于当季汇总采购量的小额项目还可直接跟单，在享受低价的同时更省心、省事，更有效率。

与协议供货二次议价相比，二次议价一般为采购人以零星采购量向供应商议价，采购人相对处于劣势，议价的主动权掌握在供应商手中。协议供货批量议价模式中，采购中心根据汇总的全市协议供货采购量向厂家统一议价，量大必然价低，拿到最真实、最合理的价格优惠幅度，再由厂家为代理商确定优惠率。该模式省去了采购人和供应商的议价环节，由采购中心一次性要约价格优惠率，提升了采购效率，也杜绝了采购人和供应商议价中可能存在的腐败。

与其他地区的批量集中采购相比，第一，在程序上，该模式仍按照协议供货要求、两年内公开招标一次，确保入围的品牌型号都是主流产品，此后再也无需公开招标，为采购人、供应商、集采机构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社会成本。第二，该模式取消专家评审环节，由采购人自主选择品牌。专家的作用体现为两次“论证”，而非“评审”，决定项目中标结果的最重要因素不再是专家，而是采购人。第三，其他地区的批量一般根据采购人申报的采购计划而定，而协议供货批量议价模式中的批量，还有一部分是采购中心根据多年数据分析得出的预估采购量，最终得到的采购量必然大于其他地区汇集的采购量，价格也将更低。

对于协议供货批量议价改革的创举，一位熟悉北京市政府采购改革的业内专家并不感到诧异。“采购中心的创新基因是改革的内在动力。在‘为采购人服务、为供应商服务、为财政管理服务’三个服务理念的引导下，采购中心进一步完善集中采购职能，以搭建更加优质、专业、高效的服务平台。”该专家评价。

理论根基立足“四个转变”

“停牌”公开招标、由采购人自主选择品牌，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

长期以来，公开招标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被业内广泛采用；专家评审也是政府采购制度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随着采购经验的积累，政采人逐渐发现了公开招标和专家评审的短板：对于规格型号相对统一、竞争较充分、价格透明的通用类产品而言，二者的作用有限。由此，不少地方在公开招标的协议供货中又加入议价环节，以进一步降低价格。然而，一次次地与厂家、供应商议价，又将协议供货的执行拖入议价“泥潭”。十多年的采购实践，引领着北京政采人步入更深刻的思考，在长达数年的酝酿、调研、规划、试点后，协议供货批量议价改革终于破土。

采购中心上述负责人回忆，起初最大的顾虑是变革采购方式的合法、合规性。直到去年年底，财政部副部长刘昆在全国政府采购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四个转变”，要求从注重过程控制向结果评价转变，鼓励按照项目需求特点和效率要求，细化区分各种采购方式适用范围，合理选择采购方式，他顿时觉得“豁然开朗”，看到了这场改革的理论落点。

另一方面，当前政府采购更多地呈现“买方市场”特性，采购人的口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标品牌。“如果采购人自主选择品牌，并对所买产品的质量、价格负责，那么购买自己满意的品牌也无可非议。”该负责人表示，实现采购人权责归位，是对保障政府采购交易公平市场规则的尊重。以量要价、挤干价格水分后，归根结底是产品质量和服务的竞争，即各品牌商誉价值的较量。这必将引导企业潜心研究技术，改进产品、服务，提升商誉价值，最终回归良性竞争格局。

北京政采人的这一理念，也得到参与议价活动供应商的赞许。他们告诉记者，2010年，北京市引入中关村电子信息产品价格指数，开始探索批量集中采购，厂家的利润不断下降。也正是从那时起，厂家、供应商把目光投向“下线”，致力于在政府采购市场深耕细作，赢得采购人口碑。

业内专家指出，对“量决定价格”市场规律的尊重、对厂家价格审批体系的充分了解、对大量历史数据的积累分析、对“四个转变”精神的深刻领会，再加上北京政采人可贵的创新基因，共同缔造了这场“大手笔”改革。在此过程中，政府采购相关部门的采购理念实现了一次涅槃式的升华，其工作重心从严格规范采购程序转向提高采购质量、注重结果评价，采购人、厂家、供应商的思维方式也受到了洗礼。

事实验证改革成败。在采购中心，记者看到厚厚一叠《办公设备批量集中采购意见反馈表》。工作人员介绍，每期协议供货批量议价项目结束后，采购人、厂家、供应商都要填写意见表，对项目组织情况、组织效果进行评价，并提出意见建议。记者随手翻阅了几份意见表，“便于采购单位选择质量较高的产品，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约了采购成本，提高了采购效率”“希望进一步扩大试点品目范围”等手写的评价建议频频出现。那端正的一笔一划中，分明镌刻着对政府采购改革的肯定与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