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数以上受访者愿意生二孩 财力精力成绊脚石

半数以上受访者愿意生二孩 财力精力成绊脚石 

马年春节刚过，元宵节接踵而来。在家人团圆、亲友相聚的传统节日里，一个话题牵动着众人神经：“单独两孩”放开后，是否再生一个？

今年，生育新政将在各地渐次推开。继浙江、江西、安徽率先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后，北京、天津、江苏、广西等地也给出时间表。“催生”的鼓点似乎越来越密。“生，还是不生？”“单独”夫妇们拿定主意了吗？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准备好了吗？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

就家庭幸福和家庭发展而言，多项调查均表明，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愿意生二孩”

“我还能赶上生二孩的‘末班车’！”自从今年1月安徽省宣布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春节期间，已有一女的“70后”小张就开始少沾烟酒，“封山育林”。“我是独生子，爱人有姐姐。每逢过年，岳母家都比我家更热闹。”除了有人气，独子教育是更大动因。“一个孩子太孤单。缺少手足之情，儿童会缺少很多心理体验，比如成就感、挫折感、信任感。”小张认为，“给孩子生个兄弟姐妹，对培养健康人格有好处。”

告别兄弟姐妹和叔伯姑婶，独生子女家庭改变的不仅是孩子的成长生态，还有传统的养老模式。“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3年前，母亲病逝，父亲成了独居老人。面对空巢老父日益突出的精神赡养、看病陪护等需求，公司白领赵佳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遇上父母重病，才领会什么叫‘独木难撑’。”赵佳痛切地说。父亲最近患上膀胱癌，在北京友谊医院做手术。半夜排队挂专家号、办理住院手续、陪做各种术前检查、照料术后生活起居—身为独生女的她，饱尝没有兄弟姐妹分忧解难的孤苦。“不能让我的今天成为女儿的明天。我考虑再生一个。”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他们缺少亲情、遇到困难无助，伤亡风险难以回避。计划生育40余年来，我国已经累积1.5亿多的独生子女。相关数据表明，每1000个孩子，成长到25岁，大概5%的人会夭折。到55岁前，约12%的人会死亡。而独生子女的意外伤亡，不仅是家庭灾难，也是社会之痛。

“除夕晚上，看到年轻人放鞭炮，我俩的眼泪不约而同地往下淌……”在北京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的新希望家园里，徐阿姨缓缓地说，“儿子走了9年了，当时只有29岁。每到春节，侄子、外甥们要拉我俩去他们家过年。都推辞了，不想触景伤怀。如今，我经常‘现身说法’，告诫他们：‘要么不生，要么生俩！"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指出，就家庭幸福和家庭发展而言，多项调查均表明，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愿意生二孩”。

财力、精力成“绊脚石”

育儿成本高涨，“生不起”；职场竞争激烈，“不敢生”；生育观念转变，“不愿生”；爸爸们更愿多生一个

“心动”是否“行动”？不同收入、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性别等人群，选择不同。

“生儿容易，养儿难。”36岁的高斌是北京一家网络媒体的编辑，月收入1万多元。由于没有老人帮忙，妻子产后辞职在家。“养一个孩子都不轻松，何况两个？”符合“单独两孩”条件的他粗略算了一笔账：儿子今年4岁，入托民办幼儿园，每月托儿费花掉他收入的1/4。如果再生一个，去大医院产检和分娩犹如“赶春运”，请位月嫂不下6000元，奶粉、纸尿裤、衣服、玩具，样样都不少花钱，后面还有入托难、择校贵—“育儿成本太高，生不起。”

“添丁不仅是‘添双筷子’，更考验一个家庭的经济能力。”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介绍说，生育选择的制约因素首推养育成本，对成本的认识取决于收入水平。

《2013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月收入2万元以上的受访者，生二孩的意愿非常强烈，达到71.4%。月收入不到2000元者，想生二胎的不足一半。

“职场竞争激烈，不敢生。”上班族顾虑更多的还有时间和精力。北京一家知名保险公司的业务主管陈洁说，多生一个孩子，不仅精力“吃不消”，还会影响就业。“产假4个月，逾期了，职位就给别人。”每天早晨8点半，她要到公司打卡。每个季度，要带领团队完成考核任务，否则会被降级。陈洁叹道：“这种状态，哪有心思再生一个。除非打道回府，做全职妈妈。”

“养儿重在‘质量’。一个孩子养好就够了。”在“80后”梅丽眼里，孩子和事业一个都不能少。有个让自己喜欢投入并收获成长的工作，有宽厚的丈夫和健康快乐的儿子，是她追求的“自由、生活和家庭”。“其实，独生子女并不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孤僻、骄纵。只要教育得当，他们一样出色。”梅丽介绍，近年研究表明，由于父母关注多，独生子女取得的成就相对高。全球近半数的CEO是独生子女或家中长子。

“今天的许多女性，价值取向变了，不愿多生。”原新说，她们不再把全部期望系在孩子和伴侣身上，而是更多地关注个人发展。

相比之下，男人更愿意多要一个孩子。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调查显示：49.7%的“爸爸”想要第二个孩子，“妈妈”有此愿望的只有43.4%。

此外，婚育年龄推迟、家庭支持系统弱化，也一定程度上拉低了生育意愿。“还生一个？我们可看不动了。”家住北京海淀区的刘老师老来得子，又老来得孙。孙子从小由他和老伴带大，儿子媳妇工作忙，不时过来看一看。近些年，随着白发越来越多，身体“零件老化”，老人渐感精力不济。“如果儿子再生一个，我和老伴没力气带了。”

缓解“养儿贵”“养儿难”

着手前瞻性政策，帮助家庭降低生养成本，营造一个有利于生育与养育儿童的环境

“生或不生”的选择题，折射社会焦虑，也凸显人口发展的时代考题。

“今天，中国的人口发展又走到十字路口。”翟振武表示，如果说当年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增长过快”，今天则面临双重压力：增长压力之外，更添失衡隐患。

翟振武指出，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平均每对夫妻生育孩子数持续下降到目前的1.5—1.6个。同时，伴随“银发社会”的步伐加快，2013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2亿，本世纪30年代将达4亿。20多年的低生育水平加上快速的老龄化，不仅造成人口结构失衡，加剧养老、就医等难题，而且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影响国家的竞争力。

“单独两孩”不仅对家庭而言有利于分担养老压力、减少“失独”风险，对国家而言也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老龄化速度、保持劳动力规模。

“生育新政利国利民，但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政府的配套支持应及时跟进。”最近，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副主任于松与北京几家“接生大户”的妇产科主任相遇，大家都感觉今年孕妇尤其多。“我们医院的医生们现在超负荷运转，不少人颈椎、腰椎病发作，累倒了。”于松判断，“马宝宝热”除了人们深厚的属相情结外，备孕二胎也是一个因素，一些高龄产妇想“抢生”。

“令人担心的不是‘单独两孩’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若干年后新生儿数量会雪崩式下滑。”原新分析，除了生育率在补偿生育结束后自然回落外，还有育龄女性急剧减少的原因。

国际经验显示，妇女总和生育率一旦跌至1.5的警戒线下，很难回升。为此，昔日私权范畴的家庭问题，如今已被一些国家作为公共领域的问题给予关注和干预。作为欧洲近年来唯一走出生育率低谷的国家，法国的重要经验是，投资儿童早期教育，提高母亲就业率，协调妇女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的矛盾。

“人口政策必须放眼未来。”原新强调，我国要提高总和生育率到1.8的适度水平，有关政府部门同样应正视社会焦虑，着手前瞻性政策，帮助家庭降低生养成本，创造一个有利于生育与养育儿童的环境。比如延长产假、增加生育津贴，将义务教育扩大至幼儿教育；完善医保体系，减少个人自费比例；推进保障房建设，打破许多家庭买不起房的困局等。